刘诗伟的长篇小说《南方的秘密》，就题目而言颇具魅惑性。“南方”是小说主要的述写空间，纯然地理意义上的区域划分，指小说故事发生地。“秘密”一词，依字典解释，为“不为人知的隐蔽的事情与事物”，意味着知晓者寡。作者要书写什么“秘密”?在未进入阅读之前，让人怀疑此题目有迎合读者顽固的“窥隐”之嗜好?若小说铺展的仅仅是个人化的秘密，以“南方的”来限定，则必然缺乏严谨性，不若珀西·卢伯克戏言托尔斯泰小说《战争与和平》之书名为一时之疏忽[1]，断非一个成熟作家之所为；若小说披露的是集体性的隐秘，这种“不曾形诸于文字”的障翳假借小说这一文体，作者是否要挑起读者“记忆反对遗忘的斗争”[2]。陈忠实在《白鹿原》的扉页引用了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秘史”与野史有重合的功能，即为“补正史之阙”，复现那“不为正史所彰显”的历史，便是呈现我们未曾关注或者隐藏于虚幻表象之下的真实图景。我们阅读“秘密”，既为故事本身的意蕴丰富与复杂，也为作者讲述的智慧，还为作者汇融于故事中的深知与思考。在笔者看来，《南方的秘密》之命题意义在于此。
一、跛子天才的发迹史
《南方的秘密》可谓一部主人公周大顺(顺哥)的发迹史，或者说人生传记。小说有着清晰的时空逻辑，主人公自1949年6月的一个午夜出生，到2011年一个秋天的下午徜徉往事，其间每一步前行都暗合着时代的印迹；从江汉平原到省城江城，其中穿插着长沙、北京、上海和美国的几个城市，所有故事的发生地皆与顺哥攸关。再者，顺哥是小说的绝对核心人物，是支撑着小说叙事演进的主干。其他的人物多是陪衬，在顺哥的事业与生活中扮演分工不同的角色：叶秋收是生活伴侣，是事业的知音，即使后来事业上独立，亦未能与顺哥的地位分庭抗礼；刘半文是顺哥的学生与朋友，具有“三友”之“益”，最具知识分子本色，其角色为顺哥的“跟班”或“狗腿子”；冯捷有官二代身份，投身于顺哥的麾下，鞍前马后，不辞辛劳；刁小三先是顺哥江正街的贵人，后来成为他的左膀右臂，加之妹婿关系，唯唯诺诺；马良臣与顺哥有那么一点旧隙，虽然官位扶摇直上亦还只是个配角；柳成荫因为生意与顺哥结缘，进而发展成情人，为其生女，最终为了他的家庭和睦远走花城……这部长篇小说人物众多，关系繁复，不过这些人物无论是敌是友，始终是配角，无法抢夺顺哥的光芒，只能“望着顺哥伟岸而歪斜的背影”。
顺哥的人生跌宕起伏，富有戏剧性，也带有悲剧色彩。他自幼跛足，长大后能否传宗接代，一度让父亲陷入绝望的境地，好在他作为男性的性征完好，算是父亲不小的宽慰。小时候的顺哥因跛足自卑，忧虑如何才能和天下人一个样，“他不喜欢跟不跛的人在一起，也不喜欢跟跛孩们同路”，连做梦，都希望天下人都是跛子。现实行径和睡梦幻想充分说明了顺哥内心的卑怯，以致于同学们稍有触及到“瘸”与“跛”的话题，都能引起他强烈的反抗与攻击。真正让顺哥和他父亲扬眉吐气的是，他在学校用谐音取字的“π诗”背诵圆周率小数点之后100位数，这种天才的表现是那些只能背诵几位数的同学难及项背的。顺哥梦想成为数学家华罗庚一样的人物，因为他们之间有着可以合并的同类项。不过，“文革”一来，顺哥的梦想幻化为泡沫，犹如展翅欲飞的雄鹰折翼而落。随后的日子，顺哥和其时中国大地上的人一样，在革命潮汐中随波逐流。但是，相对于诸多健全人，顺哥却能因为跛足多少享受一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过去，当小学老师、放牛、干记工员、做赤脚医生、照禾场、看西瓜地，不必像那些手脚全乎的人们每天口朝黄土背朝天，几乎把乡村社会主义的所有优越性都用尽了，他还能从社会主义身上榨出什么油水呢?社会主义过得也不容易啊!”顺哥的反思颇具反讽意味，而彼时的他，的确享受到健全人所未享受的舒适与安逸。
顺哥从一个“数学天才”转而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起因于一次妹妹的身体“走光”。他的妹妹三美掰树枝时，衣服扣子挣开，露出了胸脯，引来一群男人围观，致使三美寻死觅活。顺哥挖树篼子、捕捉黄鼠狼挣钱，在半文的帮助下买了一架缝纫机，起初动机就是缝纫类似胸罩的兜兜为几个妹妹遮羞。之后也开始为村里女人服务。服务不是义务，一开始的交易比较原始，用鸡蛋及农产品冲抵劳务，尚无明确的生意概念，更像是情义本分或礼尚刚来。不过，当周家吃不完这些鸡蛋及农产品进而将其转化为钞票时，一种经济关系出现了。连顺哥也没有想到，缝纫胸罩促成了他事业起步，也让他在爱情上铁树开花了。
顺哥自产销胸罩起家，直至成为拥有多种经营、享誉省内外的大企业家，从无意为商，到自觉办企业，一个农民(或者说小知识分子)企业家铸造了他的辉煌。作者既然要为之“立传”，就不会将其塑造得过于偶然，而是要充分呈现其腾达的可能性与必然性。就周大顺来说，天才与无奈是他的一体两面。作为一个农民，有着农民的实诚，也有着农民的狡黠，他甚至能最大限度的利用人们对残疾的同情博取物质与精神的资源。他梦想成为正常人，即使是跛足也要领袖群伦，这显然是一个残疾人的自卑，一种希冀获得与正常人平等地位的心理；其中也透示出顺哥不甘平庸，有着强烈的出人头地之愿望，渴求获取正常的生活与爱情，而非因为残疾招致的同情与怜悯，这是他寻求新生和人生出路的内驱力。
顺哥把狡黠与聪明展示得淋漓尽致，尤其擅长与人交往，无论是身边人还是政界大小人物，都能被他弄得八面来风。他从手工作坊起步，到后来若火烧云般红遍“H省”，甚至名动京城，有几个人物在其中至关重要。一是妻子叶秋收，叶秋收与顺哥上过韶山，知晓他的生理秘密，并不嫌弃他是个瘸子，而且坚定地跟着他，从地下手工作坊，到最后生意做大做强。叶秋收给予顺哥的不仅仅是爱情滋润，肉体的欢娱，更能一起创业，艰难与共，从事业的起步，直至事业的巅峰，虽然中间也有过别扭与分歧，两人终能偕同而进，相互扶持。一个是好兄弟刘半文，刘半文有经济专业素养，擅长理论指导实践，总能在他事业艰难、人生波谷的时候挺身而出，不计较个人情感与利益得失；难能可贵的是，在顺哥事业坦途时，刘半文选择悄然而退，以置身一旁保持清醒。再一个是冯捷，省委书记的儿子，在“H省” 人脉资源深广，能呼风唤雨，他的加入，可谓强强联合，直接促使顺哥从单一的服装生意转向多种生意齐头并进。而在政界方面更不用说，从村(生产队)到区(镇)、到县(市)、到省、到中央，都有帮他扶他的关键人物；他甚至能把“敌人”转化为友军。当然，顺哥也非一味索取，他懂得给予：要么雪里送炭，要么锦上添花；要么是物质馈赠，要么是精神援助。这是顺哥的人和，充分体现了生意场上 “人”的因素。
顺哥的发迹，代表着那个时代相当一部分人的共性因素，他是那个时代政治经济领域的风云人物的缩影，他们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的忠实执行者，更是受益者。国家政策无论是偏还是正，顺哥总能相机而动，顺势而为，将经济利益最大化，按照刘半文他们的观点就是“经济学可以批判和矫正政治”。后来顺哥矢志生态产业，是他自省反思后作出的决定，是回到人之本位的积极探索，实现了精神生态与事业生态的良性互动。
二、人种繁衍与生存之道
顺哥作为周家的男性子孙，寄托着周家繁衍后代的厚望。尤其是当顺哥的母亲先后生下四个女儿大美、二美、三美和小美，传宗接代之重任犹如押宝似的落在顺哥的身上。父亲起初的意思顺哥有些懵懂，但很小的时候他就知晓生殖器的意义非同一般，甚至“似乎也赞成大对于‘游戏’的狂热”，以致产生了“悬意识”中抹擦不去的印迹。为此，他父亲挖空心思，树立跛连长为榜样，“开始让他吃猪油粉子(乡下人坚信这是一种大补身体的营养品)，教他学拳，做俯卧撑，练单腿马步，且鼓励他跟人去打斗，倒也符合了他随时准备在小狗日的们那里耀武扬威的志向。”其父亲的愿望，不在于顺哥将来是否与跛连长一般耀武沙场，而在于能够保证人种繁衍。
其实，不单顺哥的父亲特别在意是否有子嗣传承，就是他的爷爷，临终前记挂的还是子嗣繁衍问题。小说中写到，“在周家，因传宗之事世代飘摇，有一句代代相传的三字遗嘱：传下去!”“传下去”犹如悬挂在周家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字字如锥地警醒着周家人。从这个层面上看，正如《礼记·昏义》所言，“婚姻者合二性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婚姻对于周家人而言，不用“上事宗庙”之高，“以继后世”更为迫切。于是，顺哥的父母甚至原想通过换婚方式保障种的延续。当然，这里的种，主要指的是男性，反映了牢固于农村人心里的重男轻女意识。
传宗接代犹如套牢在顺哥头上的紧箍咒，于是，他在乡下拼命做胸罩。这种看似有意识的买卖行为，并非简单的出于发家致富的诉求，也不是为了改善生活，毕竟在那个年代这种有违“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行为不合常道，他的初衷就是改变自己，娶到媳妇。背负着祖父的嘱托与父母期待，结婚俨然成了顺哥其时最为迫切的任务。难能可贵的是，在家人商议打算以牺牲三美的幸福来换得顺哥婚姻的时候，顺哥并未选择顺从或赞许，而且态度决绝，娶妻生子对他而言固然重要，但尚未泯灭是非判断与罔顾同胞亲情。以俟顺哥与叶秋收恋情瓜熟蒂落，知晓叶秋收怀孕的消息，顺哥欣喜若狂，“几乎愣怔瞬刻，单腿跳起来欢呼：万岁!老子‘传下去’了哩!”“欢呼”是一种精神压力的释放，是对外人鄙视的回应，更有一种完成任务的如释重负。
如果仅仅将顺哥塑造成一个为传宗接代而奋斗的人物，那就降低了主人公的人格品味和魅力，与饮食男女的生活传记一般无二，是欲望的铺张与陈设。作者将传宗接代的自然性向个体生存之维做了一个提升。经过多年的生活砥砺，他也逐渐体味出祖辈相传嘱托的真实含义，“‘传下去’并不是空洞的传宗接代，而是历代先辈终生艰辛无乐而唯有寄望后人的生之念想，是他们还愿意浸泡在苦难中活着的最后一点力气。”他明白，这是先辈生存之艰难的憧憬，这是他们于生存的黑屋子中唯一的信念，寄希望于后来者“替他们”不再走苦难之路。
顺哥有个嗜好，喜欢回忆过往，或许，他正是在回忆的过程中体悟到生活的意义，也就是“传下去”的价值，他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将来面临世事的艰难，预想等待他们的将是美好一生。这是一个做父亲朴素的愿望，是顺哥努力工作的现实动力。倘若顺哥仅仅为了家族兴旺、妻子安乐，顺哥还是自私的，仅仅是为了满足个人性欲望与喜好。触动顺哥深入思考“传下去”的形而上意义，从破除个人(或家族)生存之魔咒到思索社会众人有效传承，源于他在会所听了一次叶苏的讲座。叶苏的观点：一是，“地球会有死亡的一天”，“ 一旦有人理性地觉悟，必然颠覆其既有的世界观。”二是，“地球供养不起人类的欲望”，“ 人类最终的革命是开发自己：一是学会享受自己的物质体(身体)，一是拓展自己的精神感受(包括协力解决地球问题)。”三是，虽然“自私是人类文明的原动力”，但作为个体，应该考虑如何“驯化和光大自私”。四是，“水桶的容量可以超出那根短板”，社会上诸多的“不平地”，让企业家的创业的“水桶”总是歪斜的，其中正义的多寡不足道哉，反而是“歪桶矫正了斜地”。叶苏讲座完，“顺哥忘了鼓掌，看着这个家伙弓着背走下讲台，觉得他是一个笑面虎，很残酷，他正在阴谋地摧毁顺哥家‘传下去’的世代遗嘱，分明不想让人活得有点希望和舒坦!”于是，顺哥开始思索传承的真正内涵以及他的生意的可持续性问题，他在思考他努力奋斗的终极意义，“他停下脚步，陷入了无尽的悲伤：因为永远居然存在于不能永生之中，而无限居然活在有限里!”周大顺又想到了π，π的无穷无尽让他看到希望，也就说，不做短视的事业，要做子孙永享幸福的事业，即他所名之的“π事业”。而房地产、矿产、钢铁，以及“木马计划”皆不是“π事业”，“π事业跟‘木马行动’是根本不同的：既要自身能够持续运营，也要有利于人类永续生存——至少可以延长生存。π是终极的美好!”他所谓的“π事业”也就是生物能源开发，他告诉记者，这种项目“不宜从投资、产值和税收的角度宣传，应当揭示它保障人类生存发展的意义”。
他为何要投资生物能源产业，很多人不解，顺哥起初的动机就是“传下去”，是担忧叶秋收的胸罩生意难以永远，“是为了让子孙后代不仅自己享福也替先辈享福，是为了我所热爱的有食色有安逸的好生活‘传下去’”。这是顺哥后来根植于内心深处的动机，发端于破解自家“传下去”的生存之咒，却上升为旨在探寻群体社会可持续发展之道。在这里，顺哥的思想境界得到了合理升华，其事业探索涵蕴着深沉的悲悯情怀与忧患意识。
作者在自序中说，“我们及他人要在世上做人，或者活着，艺术应该对真正的文明有益，而准确艺术的性价比总是会更好一些。”一个求真的小说家，我们相信他的襟怀开阔。
三、身体隐喻与现实真相
20世纪中期以来，中国社会现实的诡谲、幽暗与复杂，会让很多作家手足无措，无论如何“别求新声于异邦”，似乎也未能进入事实表象背后的隐秘与内核。当然，作家也好，研究者也罢，都可以找出看似合乎情理的诸般说辞，比如不得不万马齐喑，或者商业化趋势，或者真相、真实与真理的外缘滑翔。在探究生活本质方面，《南方的秘密》的价值和意义是彰显的，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他想写这样一个故事，“让这个故事无论怎么重新定义都可以用真实的皮尺检测它的准确度。我相信抵近真相才是开放的姿态，而准确是正确和善意的前提，它的有趣的发现和诉求或可持久站立。但准确更需要发现和勇气，并不妨碍心灵的跳荡。”作者为故事找到了一个检验的标尺即“真实”，目的是要抵达真相。值得追问的是，作者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作者为何要讲述这个故事?对于小说而言，一切都是虚构，一切又都不是虚构。
回到顺哥的残疾——跛足上来。因为跛足，顺哥需面对父母对传宗接代的焦虑，需要面对世人的同情与“堪笑”，尤其是需要面对自己内心的自卑与愤怒。但是跛足的顺哥凭着他的黠慧聪明、吃苦精神、良好的人缘关系以及处事干练，铸就了自己的商业奇迹，也顺遂了“传下去”的祖辈嘱托。表面上看，顺哥之瘸并不足为奇，因为在他的出生之地江汉平原，“那儿有出跛子的风水，跛子们像阴天里的星星在平原的大地上忽闪。”作者以跛足者为主人公，在笔者看来，也并非为励志考虑，应是隐含着更深一层的意思，或者这才是作者所要言及的“秘密”。跛足，即瘸子，就是残疾人。东西方神话中都有跛足的原型，比如大禹、钟馗、铁拐李、狄奥尼索斯、俄狄甫斯、赫菲斯托斯等，他们或后天致残，或是患疾而残，丰富了跛足这一文学意象的谱系。黑格尔认为，“人们有理由相信，在神话所揭示的东西背后还隐藏着一种较深刻的意义。”[3]同样，顺哥作为跛瘸的人物形象，他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身体是人类个体与社会、世界发生关系的介质性存在。跛足者行走的图像是一颠一跛，他的行动实际上是努力完成失衡——复衡的运动状态。这种生理意义的残疾与物理意义上的前行，背后透射的却是文化意义。文学批评家大卫·米切尔所言，“目盲或许可以理解为人性对于未来的短视；瘸腿有可能是对社会意识形态缺陷的反映；耳聋则暗示领导人对民众的建议充耳不闻等等。”[4]对于文学来说，身体缺陷既是一种文学修辞、叙事的方式，也是作者意义生发与阐释的载体，将个体性的身体推向无限广阔的社会——文化空间。顺哥一直跛着，这为作者叙事的背景设置带来了处理的便利，他是社会一路走来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顺哥的跛足已然具有隐喻性质，顺哥用他的生意经验与生存门道形成了他的跛足理论。当然，作者并非是否定或者诘难残疾者，而是将之放诸于社会历史中，以个案切入，窥一斑而知全豹。所以，周大顺跛足理论形成与实践的过程，实与社会历史同步，从这一社会史取景，跛足就不仅仅指向身体，甚至带有寓言性。
众所周知，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私营企业、个体户已是销声匿迹，即使偶尔有点经贸的意思，不仅只活动于地下，而且更多是采用以物换物的原始方式。集体劳作，按工分分配，成为那个时期农村主要的经济形态。或许刘诗伟并非着力于农村经济，作品反映的历史容量已经涵盖了建国后农村经济形态的转变。其初周大顺缝纫胸罩，未曾有产业化之意，应是受制于彼时的社会环境与经济体制，毕竟在农村，种田种地是农民的正道，集体耕作是当时最为基本的劳作方式。顺哥之所以能够坚持缝纫胸罩尚能“大行其道”，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的跛足。因之，他获得了基层执政者的同情、容忍与宽宥，当然，这也与顺哥做人圆融有关。对于农村的正常男人而言，一方面妒忌顺哥以相对轻松的方式获取生活资源；一方面又无可奈何，其中有基层领导人的庇佑，还因胸罩有利于保护自己女人不致蒙羞。正是在这种土政策的眷顾下，顺哥的手工作坊风生水起。此时还不懂经济规律的顺哥依然懂得将自身“优势”与人缘关系实现了利益的最大化。在改革开放前，顺哥“用裁缝这桩事做两项试验：一是做裁缝的跛子究竟能不能得到他喜欢的女人?二是社会主义到底有没有机会让跛子的裁缝业务做大?”结果，他获得了他喜欢的女人，但是，其缝纫事业多是出于基层干部的怜悯(或以此体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优越性)，而非国家政策的导向，业务虽然有所扩大，影响力与经济效益毕竟有限。顺哥也常常疑惑不解，“为什么一个跛子反倒比所有全乎人过得滋润?为什么我过得滋润不但自己不能公开滋润，而且别人除了同情实际上瞧不起我?” 他的疑惑，是从社会道德层面解释了裁缝事业之所以能够存在，但又不能壮大的原因。他所走的道路在当时人看来是“偏道”，而非正道，是农村集体经济范畴下的“变态”而非“常态”。所以，村里的人只是停留在妒忌与容忍层面，而没有效仿，在他们眼里，顺哥都与“女人”无异了。对于顺哥而言，爱情之花艳丽绽放，家里物质生活明显高于同村人，但不能张扬，得隐藏着，这种悖论的生活处境统一在顺哥身上，当时的他不明白，读者诸君自是洞若观火。在毛主席逝世后，周大顺“开始想到现实而具体的问题：没有毛主席，社会主义会怎样?中国还能允许跛子踏踩资本主义的缝纫机吗?他似乎感到有一种天塌地陷的可能，不由真实地害怕起来。”如何在歧路，应是彼时中国不少人的真实担忧。顺哥之忧惧，传达出这般信息：他的恐惧是将领导人的存在与人生道路联系起来，这种感觉很真实，毛主席即为社会主义，毛主席逝世，社会主义道路能否继续走下去让人担忧，毕竟他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受益者；从另一个角度看，在顺哥尚不能规模经营之时，他的生意之弦已经搭在政治之上。
待顺哥的缝纫事业从地下转到地上，并最终从单一生意样式转向多项经营时，他与妻子叶秋收的经营理念发生了对峙。叶秋收奉行的是纯粹的市场经济，所有的经济行为依靠市场来定夺与完成，为此，她不图虚名，也不愿与政治发生任何关联。她的坚定追随者是刘半文，一个周大顺看来高谈市场经济理论的“半吊子”，与社会实际脱节。顺哥奉行的，可以理解成“政治经济学”，将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挂钩，以政治的力量推动经济发展，经济利润的多少受制于政治的惠顾。其时，顺哥并不反对市场，“顺哥其实跟市场经济也无冤无仇，他甚至为秋收在市场上释放的巨大能量而惊异，感激秋收光大了他开创的胸罩事业——似乎祖国的悬崖上不仅可以长草，还真能开花呢!只是作为丈夫，做老婆的老是在性上斗气，简直他妈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至于半文这个半吊子，他的那些市场主义高论听起来也不无道理，甚至让人心头格登格登的，但世如磐石清风虚浮，体制风化非一朝之功，市场经济跟从前的共产主义一样飘渺。”承认市场经济，而又怀疑其昌兴的可能性，基于他对中国政治、经济体制运行真实状况的清晰认识，也是作者着力点之一。顺哥的生意奇迹，除了前面所说的因素外，还在于他很好地利用了政治资源为自己企业发展保驾护航，小到村支书，大到省委冯书记、中国残联洪主席。这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官商勾结。只有冯书记的儿子冯捷的加盟，让顺哥所获得的各类资源远非以前小打小闹所能比拟。当然，他在经济与政治的博弈中，也曾用经济弥补政治需要，也曾被执政者算计，从整体来看，始终处于政治的保护之下。顺哥与叶秋收，一计划，一市场，看似平行线似的不相交际，颇有意味的是，顺哥利用政治优势为叶秋收排解了一次当前“市场”无法解决的经济纠纷。作者这一叙述，不是为了简单地肯定与否定，他是要告诉读者一个事实，经济关系不能脱离于政治独立存在。谁是正道?依据国家政策导向，叶秋收走的是正道，可是在现实中，顺哥信奉政治经济学如鱼得水。这是为何，顺哥以为世上“跛事太多、跛因复杂、跛行诡异”。这是顺哥几十年摸爬滚打的经验总结，更是我们的生活现实。这不正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吊诡之所在么?
顺哥显然是中国庞大人群中的一个“这一个”，他的故事好像每时每刻发生于我们周围。可是，刘诗伟说这是一个“别人不知详情而我又为之惊奇不已的当代故事”，又是为何?作者揪心 “虽然它在我们时代的中心，却正在被曲解或低估。”在当下普众意识碎裂的背景下，源于我们的忽视，源于我们的迷茫，源于我们的沉默，也源于我们的个人取向，真相之上灰烬覆盖，这就是作者要告诉我们的一种中国的真实。张贤亮说过：“对中国社会改革的关心，是中国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人文关怀”。[5] 刘诗伟是在做着当代中国的叙事，需要擎起的是勇敢和担当，展现知识分子本色。正如他所言，“我宁愿为了准确的趣味而承当麻烦。”读《南方的秘密》这部小说，虽然我们感受的是平静幽默的调子，但它确实“是凿破我们心中冰封的海洋的一把斧子”(卡夫卡语)。
注释：
[1]珀西·卢伯克等：《小说美学经典三种》，方士人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23页。
[2]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40页。
[3]黑格尔：《美学》( 第二卷) ，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6页。
[4]陈彦旭：《隐喻、性别与种族》，《外国文学动态》2010年第6期。
[5]张贤亮:《小说中国》，时代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封面。
(汤天勇,湖北省黄冈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