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岸的“春秋名姝”系列历史小说《文姜传》，写的是春秋早期鲁桓公夫人文姜的故事。文姜生于公元前729年，卒于公元前674年，是春秋早期“三小霸”之一的齐僖公之女、“五霸”之一齐桓公之妹。春秋时期，齐鲁关系微妙，文姜生为齐女，嫁为鲁夫人，在齐鲁交洽、鲁国崛起的过程中起到了莫大作用。当然，文姜能走到柳岸笔下，并不只是因为她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甚至带来这地位和作用的她的才能，更是她情感与个人生活的争议性。

　　柳岸用“尴尬”来形容文姜的情感和个人生活。但载于历史的文字，以及后人的评价，却辛辣和更夺人眼球。刘向《列女传》有言：“文姜淫乱，配鲁桓公，与俱归齐，齐襄淫通，俾厥彭生，摧干拉胸，维女为乱，卒成祸凶。”三十二字，道尽文姜一生之耻——与同父异母的哥哥齐襄公私通，并致丈夫鲁桓公被害身死。所以刘向直称文姜“淫乱”“祸凶”。骂名一背千年，一千五百年后，冯梦龙在《东周列国志》里仍在补刀：“齐僖公二女，长宣姜，次文姜，宣姜淫于舅，文姜淫于兄，人伦天理，至此灭绝矣!有诗叹曰：妖艳春秋首二姜，致令齐卫紊纲常。天生尤物殃人国，不及无盐佐伯王!”

　　齐僖公长女——文姜的姐姐宣姜——在柳岸笔下着墨不多，但情感和个人生活受诟病程度也不遑多让。柳岸说，这很大程度上可能和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风习有关，而齐国那时又是一个“因俗简礼”，并不特别重视礼仪的国家。当然，这样的社会风气和外部环境，并不能为文姜乱伦脱罪。只是她毕竟抗住了这一切，并以其身份、才智，为鲁国的发展和齐鲁交好做出了贡献。她死后，后世以“文”这个正面和肯定性的称呼名之(据柳岸考证，《春秋左传》称生前的文姜皆为“姜氏”“夫人姜氏”，其死后才有“葬我小君文姜”之语)，当与此有关。

　　正是这样一个位列“春秋四大美女”之首，身世显赫传奇、富有争议性的女子，吸引了柳岸的注意。而文姜，也借由柳岸之笔，款款向我们走来。我们看到：她惊艳绝俗的母亲燕姬难产而死，悲痛欲绝的父亲齐侯禄甫(齐僖公)誓要守护好那失恃的女婴；那女婴在宠爱中渐渐长大，情窦初开时却遭到人生的第一庄尴尬——被郑太子忽拒婚；而情感受挫之际，她竟和哥哥(太子诸儿)暗生情愫，遂远嫁于鲁；恋太子而嫁国君，本是因祸得福，不料十多年后的省亲，却旧情复燃，致夫身死；后自齐归鲁，在不齐不鲁之地，继续着尴尬而又不凡的后半生，直至老之将至，青鸾归天。

　　青鸾，传说中的神鸟，西王母信史，世间只此一只。这是柳岸在她的小说里给文姜取的名字。这个名字，也明示了作家的态度。柳岸曾介绍自己为写这个小说而寻访齐鲁时的遭遇：淄博齐文化研究中心的人告诉她，如果是写无盐娘娘(即钟离春，又名钟无艳，齐宣王夫人，貌丑但德才兼备，前文冯梦龙《东周列国志》诗中所提“天生尤物殃人国，不及无盐佐伯王”的“无盐”)，当地领导会很高兴，但写文姜就不一定了；而到了曲阜，那里包括一些文化学者在内，竟没有多少人知道文姜!所以柳岸说，文姜是个“地方都不愿提起的历史人物”。但对这个至今仍让人以之为耻的历史人物，柳岸却青睐有加：“文姜身上体现出了人性的复杂，性格的多变，文化的多彩，命运的诡异，让我很痴迷。”(柳岸：《文姜，她来了》)这也许正是文学家和道德家，文学眼光和世俗眼光的不同。

　　在柳岸笔下，文姜身上确实也展现了这种复杂性和多彩性。只是，真实的文姜究竟是个怎样的女人?她有违人伦的恋情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这些都不为人知。而今天挂一漏万的历史叙述——如《左传》——更不能给我们以满意的回答。于是，现实中所剩下的，便是刘向、冯梦龙等的道德指责，以及由这些道德指责所衍生出的街谈巷议和逸闻八卦了。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言之凿凿间，文姜即便确有经天纬地之材，也做出了安国定邦的伟绩，终抵不过“淫于兄”“人伦天理灭绝”这些道德帽子更夺人耳目。我甚至臆测，柳岸在茫茫历史长河中追索到文姜，是否也是首先为她身上的这种争议性所吸引?

　　柳岸在历史中找到了文姜，她还找到了息妫、夏姬、西施，均已作传(另三部为《公子桃花》《夏姬传》《西施传》)。柳岸精心构筑的“春秋名姝”系列历史小说，足足撑起了一段奢侈斑斓的春秋史，可谓“四位传奇女——一部春秋史”。通过女性视野，女性人物，碎片化资料，穿起一段历史，也许是柳岸真正的用心所在。然而这四位贯穿整个春秋时期的奇女子，无不是在情感和个人生活方面有着巨大的争议性。作为女作家的柳岸，选择她们作传，自然免不了会让人猜度她这写作背后的女性主义意图。

　　其实，我想，即便不是柳岸这样的女作家，而是一般的男性，只要稍稍了解那段历史，甚或只是借由柳岸的作品进入那个遥远而特殊的年代，便不会不同情于文姜们的命运。这命运根连着她们无法选择的君王之家的出身(西施除外)——她们由此也就不可避免地颠簸在彼时诸侯纷争的漩涡中心。加上她们惊人的美貌，更让她们身陷宫廷内斗、国家战争，成为权力争夺、欲望宣泄的对象与牺牲品。在《文姜传》中，文姜先被郑太子忽拒婚，后嫁于鲁桓公；而其姐姐宣姜，本嫁卫太子伋，却被无耻的卫宣公(卫太子伋之父)截留，宣公死后又被嫁公子顽(卫宣公之子、太子伋之弟)——这令人难以启齿的一生，都是权斗和联姻埋下的孽果。和宣姜的命运相比，文姜的私通，某种程度上倒还彰显着追求自由和解放的进步性。所以，只要人们真诚地面对历史，便不会苛责于女作家写女性时所怀抱的那种天然的同情——这同情不会让她们陷入偏颇。

　　让人陷入偏颇的，其实是无知。而在《文姜传》中我们看到，柳岸为了写好文姜，是做了很多功课的。她寻访古地，阅读典籍，钩沉往事。由此向我们展开了一幅遥远而陌生的时代画卷：礼崩乐坏之后，杀伐、争斗、会盟、联姻，是当时的主要政治生活，那时的世界尊崇强权——强权即公理，世界是充分雄性化的，女性只是强权联合与争斗的工具和战利品。而为了生存，她们惟主动或被动地侧身于这争斗之中。柳岸小说中有个让人印象深刻的人物：连任。和才貌双全有治国理政之能的文姜相比，连任是一个为权欲所异化的女性形象，她是齐国将军之妹，为进宫，色诱太子，为晋身，毒杀太子妃，因嫉妒，施咒文姜……而待晋身无望，又协助哥哥发动宫变，宫变上位不久，即在再一次的宫变中自杀而亡。小说中的连任，贪恋权位，狡诈阴毒，但柳岸在写到她多年煎熬仍不被认可，悲伤绝望赴命一尺白绫时，悲怆恻隐之心昭昭若见。

　　当然，带着这种同情和悲悯去写历史，会被史家质疑。然而，古往今来又有哪一部历史不包含着态度和观念?——何况文学。文学家写历史，自有文学本身的伦理。郭沫若倡“失事求似”，正是维护文学本身的伦理。历史求真，文学向善，历史崇实，文学尚美。这是文史的根本差异。说得更简单的话，历史描述事实(是什么)，文学指向理想(应该是什么)。然而更进一步追问的话，求得事实的目的又是什么?脱离了现实之用的历史，又有何价值和意义?所以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当然，如何让历史叙事发挥出当代价值，并非易事。古往今来的文学写作中，历史题材的写作可能是争议最大的，也许就是因为“虚构”和“历史”的冲突性关系。如果说文学家想要通过历史故事表达理想，那么他该如何运用这历史，如何让真实融入虚构，便变得至关重要。《文姜传》里虚构和想象的痕迹应该是明显的，而这虚构和想象，也透露出作家的态度。比如写文姜和哥哥的不伦之恋时，小说是安排文姜嫁到鲁国十多年后回齐省亲时才和哥哥发生了私情，这和一般的民间说法似有出入。不过，这样的一个文姜，相对于一个婚前便不守妇道的文姜，可能更符合那个定国安邦的文姜形象吧。

　　真正的历史，或者说历史的真相，已缈无可寻。蛛丝马迹的寻索，吉光片羽的搜集，小心翼翼的求证，最多只能让我们靠近，却永远无法抵达。我们能抵达的，也许只是自己的内心——心中的理想。所以真实的文姜虽只有一个，但人心中的文姜却千千万万。而柳岸，只是写出了她心中的那个文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