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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绎历史 追索理想

文艺报 | 2020-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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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岸的“春秋名姝”系列历史小说《文姜传》,写的是春秋早期鲁桓公夫人文姜的故事。文姜生于公元前729年,卒于公元前674年,是春秋早期“三小霸”之一的齐僖公之女、“五霸”之一齐桓公之妹。春秋时期,齐鲁关系微妙,文姜生为齐女,嫁为鲁夫人,在齐鲁交洽、鲁国崛起的过程中起到了莫大作用。当然,文姜能走到柳岸笔下,并不只是因为她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甚至带来这地位和作用的她的才能,更是她情感与个人生活的争议性。

  柳岸用“尴尬”来形容文姜的情感和个人生活。但载于历史的文字,以及后人的评价,却辛辣和更夺人眼球。刘向《列女传》有言:“文姜淫乱,配鲁桓公,与俱归齐,齐襄淫通,俾厥彭生,摧干拉胸,维女为乱,卒成祸凶。”三十二字,道尽文姜一生之耻——与同父异母的哥哥齐襄公私通,并致丈夫鲁桓公被害身死。所以刘向直称文姜“淫乱”“祸凶”。骂名一背千年,一千五百年后,冯梦龙在《东周列国志》里仍在补刀:“齐僖公二女,长宣姜,次文姜,宣姜淫于舅,文姜淫于兄,人伦天理,至此灭绝矣!有诗叹曰:妖艳春秋首二姜,致令齐卫紊纲常。天生尤物殃人国,不及无盐佐伯王!”

  齐僖公长女——文姜的姐姐宣姜——在柳岸笔下着墨不多,但情感和个人生活受诟病程度也不遑多让。柳岸说,这很大程度上可能和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风习有关,而齐国那时又是一个“因俗简礼”,并不特别重视礼仪的国家。当然,这样的社会风气和外部环境,并不能为文姜乱伦脱罪。只是她毕竟抗住了这一切,并以其身份、才智,为鲁国的发展和齐鲁交好做出了贡献。她死后,后世以“文”这个正面和肯定性的称呼名之(据柳岸考证,《春秋左传》称生前的文姜皆为“姜氏”“夫人姜氏”,其死后才有“葬我小君文姜”之语),当与此有关。

  正是这样一个位列“春秋四大美女”之首,身世显赫传奇、富有争议性的女子,吸引了柳岸的注意。而文姜,也借由柳岸之笔,款款向我们走来。我们看到:她惊艳绝俗的母亲燕姬难产而死,悲痛欲绝的父亲齐侯禄甫(齐僖公)誓要守护好那失恃的女婴;那女婴在宠爱中渐渐长大,情窦初开时却遭到人生的第一庄尴尬——被郑太子忽拒婚;而情感受挫之际,她竟和哥哥(太子诸儿)暗生情愫,遂远嫁于鲁;恋太子而嫁国君,本是因祸得福,不料十多年后的省亲,却旧情复燃,致夫身死;后自齐归鲁,在不齐不鲁之地,继续着尴尬而又不凡的后半生,直至老之将至,青鸾归天。

  青鸾,传说中的神鸟,西王母信史,世间只此一只。这是柳岸在她的小说里给文姜取的名字。这个名字,也明示了作家的态度。柳岸曾介绍自己为写这个小说而寻访齐鲁时的遭遇:淄博齐文化研究中心的人告诉她,如果是写无盐娘娘(即钟离春,又名钟无艳,齐宣王夫人,貌丑但德才兼备,前文冯梦龙《东周列国志》诗中所提“天生尤物殃人国,不及无盐佐伯王”的“无盐”),当地领导会很高兴,但写文姜就不一定了;而到了曲阜,那里包括一些文化学者在内,竟没有多少人知道文姜!所以柳岸说,文姜是个“地方都不愿提起的历史人物”。但对这个至今仍让人以之为耻的历史人物,柳岸却青睐有加:“文姜身上体现出了人性的复杂,性格的多变,文化的多彩,命运的诡异,让我很痴迷。”(柳岸:《文姜,她来了》)这也许正是文学家和道德家,文学眼光和世俗眼光的不同。

  在柳岸笔下,文姜身上确实也展现了这种复杂性和多彩性。只是,真实的文姜究竟是个怎样的女人?她有违人伦的恋情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这些都不为人知。而今天挂一漏万的历史叙述——如《左传》——更不能给我们以满意的回答。于是,现实中所剩下的,便是刘向、冯梦龙等的道德指责,以及由这些道德指责所衍生出的街谈巷议和逸闻八卦了。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言之凿凿间,文姜即便确有经天纬地之材,也做出了安国定邦的伟绩,终抵不过“淫于兄”“人伦天理灭绝”这些道德帽子更夺人耳目。我甚至臆测,柳岸在茫茫历史长河中追索到文姜,是否也是首先为她身上的这种争议性所吸引?

  柳岸在历史中找到了文姜,她还找到了息妫、夏姬、西施,均已作传(另三部为《公子桃花》《夏姬传》《西施传》)。柳岸精心构筑的“春秋名姝”系列历史小说,足足撑起了一段奢侈斑斓的春秋史,可谓“四位传奇女——一部春秋史”。通过女性视野,女性人物,碎片化资料,穿起一段历史,也许是柳岸真正的用心所在。然而这四位贯穿整个春秋时期的奇女子,无不是在情感和个人生活方面有着巨大的争议性。作为女作家的柳岸,选择她们作传,自然免不了会让人猜度她这写作背后的女性主义意图。

  其实,我想,即便不是柳岸这样的女作家,而是一般的男性,只要稍稍了解那段历史,甚或只是借由柳岸的作品进入那个遥远而特殊的年代,便不会不同情于文姜们的命运。这命运根连着她们无法选择的君王之家的出身(西施除外)——她们由此也就不可避免地颠簸在彼时诸侯纷争的漩涡中心。加上她们惊人的美貌,更让她们身陷宫廷内斗、国家战争,成为权力争夺、欲望宣泄的对象与牺牲品。在《文姜传》中,文姜先被郑太子忽拒婚,后嫁于鲁桓公;而其姐姐宣姜,本嫁卫太子伋,却被无耻的卫宣公(卫太子伋之父)截留,宣公死后又被嫁公子顽(卫宣公之子、太子伋之弟)——这令人难以启齿的一生,都是权斗和联姻埋下的孽果。和宣姜的命运相比,文姜的私通,某种程度上倒还彰显着追求自由和解放的进步性。所以,只要人们真诚地面对历史,便不会苛责于女作家写女性时所怀抱的那种天然的同情——这同情不会让她们陷入偏颇。

  让人陷入偏颇的,其实是无知。而在《文姜传》中我们看到,柳岸为了写好文姜,是做了很多功课的。她寻访古地,阅读典籍,钩沉往事。由此向我们展开了一幅遥远而陌生的时代画卷:礼崩乐坏之后,杀伐、争斗、会盟、联姻,是当时的主要政治生活,那时的世界尊崇强权——强权即公理,世界是充分雄性化的,女性只是强权联合与争斗的工具和战利品。而为了生存,她们惟主动或被动地侧身于这争斗之中。柳岸小说中有个让人印象深刻的人物:连任。和才貌双全有治国理政之能的文姜相比,连任是一个为权欲所异化的女性形象,她是齐国将军之妹,为进宫,色诱太子,为晋身,毒杀太子妃,因嫉妒,施咒文姜……而待晋身无望,又协助哥哥发动宫变,宫变上位不久,即在再一次的宫变中自杀而亡。小说中的连任,贪恋权位,狡诈阴毒,但柳岸在写到她多年煎熬仍不被认可,悲伤绝望赴命一尺白绫时,悲怆恻隐之心昭昭若见。

  当然,带着这种同情和悲悯去写历史,会被史家质疑。然而,古往今来又有哪一部历史不包含着态度和观念?——何况文学。文学家写历史,自有文学本身的伦理。郭沫若倡“失事求似”,正是维护文学本身的伦理。历史求真,文学向善,历史崇实,文学尚美。这是文史的根本差异。说得更简单的话,历史描述事实(是什么),文学指向理想(应该是什么)。然而更进一步追问的话,求得事实的目的又是什么?脱离了现实之用的历史,又有何价值和意义?所以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当然,如何让历史叙事发挥出当代价值,并非易事。古往今来的文学写作中,历史题材的写作可能是争议最大的,也许就是因为“虚构”和“历史”的冲突性关系。如果说文学家想要通过历史故事表达理想,那么他该如何运用这历史,如何让真实融入虚构,便变得至关重要。《文姜传》里虚构和想象的痕迹应该是明显的,而这虚构和想象,也透露出作家的态度。比如写文姜和哥哥的不伦之恋时,小说是安排文姜嫁到鲁国十多年后回齐省亲时才和哥哥发生了私情,这和一般的民间说法似有出入。不过,这样的一个文姜,相对于一个婚前便不守妇道的文姜,可能更符合那个定国安邦的文姜形象吧。

  真正的历史,或者说历史的真相,已缈无可寻。蛛丝马迹的寻索,吉光片羽的搜集,小心翼翼的求证,最多只能让我们靠近,却永远无法抵达。我们能抵达的,也许只是自己的内心——心中的理想。所以真实的文姜虽只有一个,但人心中的文姜却千千万万。而柳岸,只是写出了她心中的那个文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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