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老到一定程度，生命又退回到婴儿时期，老人心里什么都明白，却什么都做不了，人，想要有所作为，想自己打理自己的日常，却一天不如一天。人生的迟暮是如此地悲凉，巨大的孤独、无助。尽头是生命的终极地带，人类每天都在朝着这个地带奔赴，生命不过是这样一场悲戚的旋风。” ——《天年》

　　陪侍父亲在养老院的那三年里，修白见证着“死亡的痛苦过程”，她最终以“非虚构”的方式写成十五万字的《天年》，前后讲述了石油公司退休职工陈大爷、工厂退休厂医闵大爷、夏教授、化工厂退休的吴师傅、三甲医院前院长郜老先生、退休公务员老田、高校退休行政干部赵大妈、离休干部吴大爷等几位老人生命的最后时光，感慨养老院中的人生百态。“天年”，一种生命距离的遥望。“颐养天年”是对于人生晚年的美好想象、善意告慰和人道承诺，饱含着人类社会对暮年的尊重和送别。文明至此，在一次又一次的庆生之后，不再是社会“劳动人口”的、“退休”的老人们如何自处，何以终老?《天年》盯着那些只见结果的“逝去”，掀起最后的死亡判决。那末了的时间原来与诗意无关，又因疼痛而倍速慢放，死生折磨，其足以撕裂现实生活层层包裹起来的宏观与微观，直抵世道人心，像那道“黑暗的闸门”，横亘在我们的眼前。

　　像是盗取了地府阎王判官的生死簿，《天年》以死为因果，讲述生的故事。著作九章，每一章主要写一位老人。“陈大爷，男，87岁，肝癌晚期，石油公司退休职工。”每次讲述都如此开头，再倒叙回眸匆匆交代老人一生行迹，最终目光凝视在养老院窄窄的床铺上。倾听、记录、描述、感慨，取一个题目如《一生最大的遗憾》《死不了的人》《最后的忏悔》《死了也好色》。无论职业、成就、家庭生活还是出身、学识、修养、性格禀赋，到此一步，人无一不可怜，精神孤独、身体脆弱，被嫌弃、被拒绝，甚至被虐待。“当老人的小女儿告诉我，她父亲曾经是散打冠军的时候，老人竟然张大嘴巴，像孩子一样痛哭起来。回忆过去的任何一件小事，她的父亲都会号啕大哭。这个头脑清晰的男人，时常为自己现在的样子痛哭流涕。每次女儿给他抠大便，擦洗，都使他狼狈不堪，大哭，情绪失控。”一种“看见”，“看见”生命是如何虐待生命，盛年是如何欺凌老年，人的归途如何艰辛、委屈、无助。

　　“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两代人之间的关系，她们的亲情是靠孝道还是房产维系?她们不怕脏不怕累，她们比她做得好，但是，她们为什么现在才来，到了老人临终的时候才出现，她们爱过他吗?”《天年》里的老人还不属于社会学视野中那部分无依无靠、穷困潦倒的“弱势群体”，他们是退休的“城市劳动力人口”，他们被“青春文化”所抛弃。现代文学的图景本是一副人生盛年的景象，它以青年人的呐喊开始，从青年人对旧家庭的控诉开始，意图鞭笞看得见的不合理，畅想更好的现代社会秩序和人生图景。“老少”“父子”“新旧”等二元对立通过文学意象已悄然地植入社会文化，与经济社会的“功用价值”“效率认知”“成败观念”粗暴结合，与我们对于现代的想象和对幸福的追求逻辑性缠绕，进而形成一种“青春文化”。伴随着农耕文明的消失，在个人奋斗、法律家庭、超级城市、青春潮流和日日夜夜商业的狂欢下，愚公移山，父父子子的图景消失，大家庭最终也在城市化，在人口、生育政策中瓦解。养儿防老，多子多福随之也逐渐在文化和观念上失效。当生命不再盛年，当人“没用”，当起居不能自理时，我们怎么办?

　　五十年代末，国家集中建设了一批“敬老院”，“五保”照顾“鳏寡孤独”(实行保吃、保穿、保烧、保医、保葬)(儿童保教)。对“敬老院”的记忆、理解和想象不仅潜在地影响了新世纪以来人们对于“养老院”的“孤儿”情感认知，它还深层次地参与了整个社会对于现行“养老院”“养老”“临终关怀”等问题的想象和行动。关心养老院的建制、发展和现状，此时早已不止于“五保”的社会道义承担，而是关心我们终将要面对的晚年时光。“人文主义”被认为是20世纪现代家国想象中根本性的眼光，想象人，认识人，理解人，培养新人——修白在养老院的“观察”以悲情的笔触挑战我们对“人”的理解，描述、感慨、提问又哭泣，在具体的道德、恩怨之中，驻足人、人性、人道，从生命之痛处，再次撑起启蒙之光，是对“五四”新文学启蒙传统的延续。

　　“我这个不懂医学的人，每一个决定都关系到父亲的疼痛。而我是如此地不懂死亡，不懂什么叫临终。”《天年》的“看见”“思考”“呼吁”来自于作者的“私人情感”，她在对父亲“最终的送别”中，书写生命本身的庄严和人应该有的肃穆，在一声声最后的“忏悔”中倔强地守护着我们对于“人性”，对于“善”的信仰。这也是一本复杂的女儿书，女儿是《天年》的视角、情感、声音和结构线索。她一再求索如何搀扶父亲，护送他体面、圆满、尽少痛苦地终了。当意识到血缘亲情不足以支撑这种守护和送别时，她以“生命”的尊严同情、悲悯那些临终的老人，以爱为灯，点亮那“回老家”时黑暗的路，送他们一程。在这些向死的叙说中，她怒气冲冲，如修行般冲着死亡叩问作为女儿、女子的不公、不幸。

　　像修白这样一位善于“虚构”的写作者，为何“非虚构”?她说：“这些死去的老人，他们临终的生命消失，却在我的生命中残喘。我把这些残喘吐纳出来，变成文字。把他们聚合在这里，重现昨日的场景。探究他们的幸福与不幸的根源。”(《〈天年〉创作谈》)

　　阅读这本“非虚构”的感受，像历经一部长篇小说之后，幕布闭合，只见作家走了进来，吸一口气，举目四座，跟我们聊她的写作，一篇创作“后记”。“非虚构”是对“虚构”行为肯定之后的否认，它不是报告文学、散文抑或新闻写作的变种，而是出自于虚构本身，是对虚构的和盘托出，是无所戒备的诉说。从“虚构”到“非虚构”，从“想象”到“看见”，从美学到肉身，从“艺术”到“宗教”，修白在《天年》中的“非虚构”写作是此时的生命呼喊求助于文学，力图以字句的方式，把光引向光的背面，叫人们看见人们所没有看见的角落和时间。“看见”以天理公道为本心，打量世道人心，它本身就是一种守护，既无力又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