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王霄夫的新作《上海公子》视为《白鹿原》和《乱世佳人》的合体。
当然，这仅仅是一个比方。事实上，《上海公子》是独一无二的，它从上海出发，去讲述一个关于阶级和个人命运的故事。它在语言风格、叙事结构和思想气质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先锋姿态，让人窥见后先锋时代小说创作的面貌。我由此察觉到，先锋小说在当代并没有断流，也不会断流。
当代作家，尤其是江浙沪作家，对上海总怀有写作上的浓厚兴趣。生于斯、长于斯的王安忆、金宇澄等自不待言。我所熟悉的青年作家当中，擅长写谍战小说的浙江作家海飞对上海有一种特别的迷恋和情结，他把上海当作自己的精神故乡。
但我没想到王霄夫对上海的偏爱也如此之深。
大概是因为上海与中国近现代的命运关系太过密切。
上海是一个战场。
它是近代中国资本的策源地，也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策源地。
它是近现代进步文化的催生场，也是腐朽堕落殖民文化的欢场。
读懂上海，大概可以读懂近现代以来中国的命运。
一、超越“阶级欲望”的革命。这是一个发生在国共战争时期的“追逃”故事。
上海豪门谢家的公子谢壮吾，谢家保镖的儿子裘宝儿，两人名为主仆，实同手足，后来都参加了革命。
但劳动人民出身的裘宝儿革命意志不坚定，在国共战争爆发前夕脱离共产党队伍，并偷走一幅价值连城的古画《归来图》，欲靠此画谋得终身富贵。
而此画对解放战争战局关系重大，故谢壮吾接受组织指令，务将此人此画一并缉拿归案。在此过程中，他们几位共同的亲人均被卷入，遭遇各种意外和不测，付出宝贵生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阶级的恩怨，化为一家人骨肉撕裂的纠缠。
谢壮吾和裘宝儿在一个门里长大，却代表了不同的阶级，一个是富家公子，住着洋房；一个是仆人之子，住着平房。但因为谢壮吾从小喝了裘宝儿母亲的奶水，两人间又有了一份兄弟情分。也因为他们互相都爱着对方的妹妹，有了婚约，所以，这种阶级关系又不那么分明。
让剥削阶级的儿子喝着无产阶级乳母的奶水长大，无疑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暗喻。地主家庭出身的革命者艾青曾有诗深情吟咏他的奶娘——“大堰河，我的保姆……”
在这种不分明的阶级关系背景下，上海公子谢壮吾选择的道路，不是为了自己的阶级而战，而是为天下劳苦大众的解放而战。他一直牢记陶文将军的两句话：“为民族独立解放，为人民解除苦难。”他由此超越了一己之私，超越了自身的阶级。他站在人类的高度来思考自己的使命，追求自己的理想，这是那个时代许多革命者的共同追求。
但另一方面，这种模糊的阶级界限，使得裘宝儿父子不甘心其所处的地位，觉得自己理应获得主人所拥有的一切。与谢壮吾受教于陶文将军的思想启蒙不同，裘宝儿秉承的是父亲裘继祖的家教，继承了对另一个阶级的仇恨——我不但要住进洋房，睡他们的女儿，而且，还要将住洋房者赶进平房，甚至马房牛棚，把他们打倒在地。这种革命理想，就和阿Q对秀才娘子的宁式床想入非非一样，始终把自己的人生理想停留在物质层面和满足一己之私的欲望上，做一个人上人。
这是谢壮吾和裘宝儿之间的根本区别。人如果将奋斗目标停留在个人欲望上，这样的目标终究与革命无关。关于革命问题的所有思考和命题，在鲁迅那里都已经被开启，比如《药》《阿Q正传》等。鲁迅的早逝，使得这些命题有待后来者去深入开掘。
《上海公子》有意识触碰了这个命题。一个严肃的、敢于面对历史的作家，大概这一生总不免有一部或若干部作品无法绕过这个命题。
霄夫在作品中穿越历史的迷雾，从人性的视角出发去重新审视、还原历史，将历史叙事去标签化，去概念化。
我们注意到，裘宝儿脱离革命队伍，并非出于一个普通人向往平民生活，而是当投机失败、革命不能满足其个人欲望时的选择。他通过欺瞒与虚假的言行来掩饰他的真实意图，这是这个人的人格缺陷。当这种人格缺陷被放大的时候，他甚至能够做出伤害亲人、杀死儿时伙伴的恶行，由此将自己送上了不归路。
所以，这里面到底是一个流氓无产者的阶级局限还是人性的局限，就很难说得清楚。它们往往是纠缠在一起的。
你也很难用“反革命”这样一个身份来定义裘宝儿这个人。他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反革命”。正因为如此，谢壮吾一开始对裘宝儿的追逃，并非追杀，而是挽救。
谢壮吾的心怀坦荡、胸怀远大与裘宝儿的自私狭隘、睚眦必报形成鲜明的对照，也包括陶文、裘小越、老杨等革命者的高贵品行和毛人凤、毛姓特务、裘继祖等人的鄙陋下作之间形成的对照。这种人物品格之间的落差，揭示了那场改天换地的战争，不仅仅是革命和反革命、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战争，同时也是一场人格之战。
人格高尚者战胜了人格鄙下者，这样的胜利才值得欢呼，否则，只能认为是历史的倒退。
比如，秦国以背信弃义的手段取得对六国的胜利，刘邦以流氓的姿态取得对项羽的胜利，到底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在司马迁笔下恐怕都是值得探讨的。
而霄夫对这样一种历史观毫不含糊。比如，对那个猥琐、下流、卑劣的毛姓特务，霄夫连一个正式的名字都不肯给他，最后，一定要让他死在复仇者谢壮吾之手，以表达对此种人类渣滓的彻底唾弃。
二、美好生命的毁灭。在这本书里，霄夫一再地去写那些美好生命的毁灭，为他们的消失书写挽歌。
这是他在小说里要表达的强烈诉求：任何革命目标的实现，都不应该以美丽生命的毁灭为代价。
小说写了大量的偶然性事件，这是新历史主义小说的特征。历史由一系列不确定因素决定，从而显示了历史的荒诞和个人命运的无常。
让人痛心的是，每一次偶然，都以一个美丽女性的意外死亡为代价。比如陶含玉，一个名门千金，死在流淌不息的嘉陵江中，死于一个猥琐特务的非分之想。那一刻，混乱的人群居然没有人关心江边发生了什么，只有追杀的子弹溅起几朵小小的浪花。
小说写了那么多美丽的女子，我注意到，和男性角色的性格鲜明、高识别度不同，我不能把裘小越、陶含玉、谢赛娇、龙姓女子等女性的面孔区别开来，她们都一样美丽，一样对爱情深切向往，渴望和爱人相守终身。这一定是作者有意为之的。小说如此评价这些消失的美丽生命：“像五月之花，遇到了该绽放的时节，毫不犹豫地猛烈展现，尽情盛开，在绚丽中凋零青春的花瓣，绝不等到在昼夜更替中慢慢收缩、枯萎、衰落，腐化成泥，化为尘土飞扬。哪怕最后的不幸是她们乱世薄命的全部。”
我之所以将《上海公子》视为中国版的《乱世佳人》，是因为它更关心女性的命运。只有女性的命运，才能看出一个时代的好坏。她们的死亡，深深寄托了作家俯瞰尘世的悲悯之心。
那位流亡哈尔滨的白俄贵族女清洁工，她叫爱莲娜也好，叫安娜·卡察诺娜也好，或者叫莲娜·沃尔康斯卡娅也好，都不重要，那只是为了体现她谜一般的身世，以及苏俄近现代迭次革命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由此给我们带来的种种感慨和思考。
爱莲娜虽然在书中所占篇幅很少，但其重要性绝不亚于其他的男性角色。
她身上充满了俄罗斯女性对爱的炽热追求和浪漫气息。作为一个白俄女画家，她已经沦落为一个打扫厕所的清洁工，却仍然保持着美丽和优雅。她冒着生命危险给谢壮尔作画，并赠送给后者，没有其他要求，只是希望对方能够拥抱她，吻她。
霄夫在小说中写了那些西伯利亚流放地的美丽女子，在穿越冰雪贝加尔湖死亡线的时候，所展现出来的生命“奇观”：为了活着来到爱人的身边，她们靠着“男人的体温”——“做爱，不停地做爱”，“在这里，靠做爱才能活下去”。
霄夫对这样一种情感境遇的描写，既体现了他的悲悯情怀，也显示了他80年代成长背景中的浪漫主义气质。
那一代人是吟诵着普希金诗歌走进大学的。
小说多处引用普希金的诗歌，我最喜欢的是这一段——“西伯利亚凄凉的荒原，你发出的最后的声音，是我唯一的珍宝，我心头唯一爱恋的梦幻!”
从灯影斑斓的上海到冰雪荒原西伯利亚，这些“乱世佳人”们的命运，才是最牵动人心的。
有人认为先锋小说的典型特征是零度写作，再惊天动地的情感，在他们的笔下也是无动于衷，绝不呼天抢地、号啕大哭。
《上海公子》的确有着零度写作的典型特征，比如，龙太太在先后失去丈夫、女儿之后，面对自己的同志，他们之间的那场对话，不动声色，却内蕴无穷。龙太太让对方先祭拜自己的丈夫：“他是革命先烈。”接着，龙太太又点上一支香，说：“还有我的囡囡。”
接下来我要整段引用书中的描写——“眼前并没有龙姓女子的牌位或者遗像，罗思国接过香，四处寻找，不知道往哪里拜。龙太太往西边指了指，说：‘她在万国公墓躺着呢，有辰光你和你的同志常常去看看伊。’此时阁楼热得像蒸笼一样，罗思国抹了抹头上的汗，说：‘一定，她是我们的优秀同志。’龙太太精神好了很多，说：‘我也是你们的优秀同志。’罗思国鼻子一酸，差点流下泪水。龙太太看到他头上的汗，终于打开窗，说：‘用勿着哭，说吧，啥事体?’”
简短的对话，没有神圣的口号，当情感涌上来的时候，又似乎被有点荒诞、滑稽的场面压下去，连哭泣、流泪似乎都奢侈。但现实就是如此的。如果说，那个环境里的人们，能够享受到牺牲的神圣和光荣，那么，那种坚持是不难的。因为，作为妻子和母亲的龙太太，知道终有一日，她死去的亲人会被人们敬仰和歌颂。但在当时能不能等到这一天她是不知道的，惟其如此，她的坚持、冷静和革命意志才是难能可贵的。
零度写作是浪漫主义的丰富情感不得不屈从于残酷现实之后的变体，零度写作背后不是零度情感，是曾经沧海，欲言还休，是能指挣脱了所指的羁绊之后其表意功能的自由释放。
霄夫这一代成长背景的作家，永远内心炽热，永远心怀浪漫，永远不可能走向零度情感。
三、语言的抵抗。这部小说如果说我有不满意之处的话，就是它的书名。《上海公子》这书名是一个严重的误导。我首先想起了王安忆小说里的游手好闲白相人形象，其次是《上海滩》的黑道厮杀，浪奔浪涌。
但其实都不是。这是语言的遮蔽作用。
从主题表达来说，叫“上海公子”没错，它写了一个上海豪门公子的蜕变过程——
“你只有成为完全的革命者，最终等到历尽磨难，等到一无所有——你将拥有的，是纯洁而美好的全部人生。”
但这个书名过于阴柔，不足以展现作品中刚柔并济的历史线条。作品所展现的远不只是上海滩的浪奔浪涌，而是一幅关于中国命运的广阔历史画卷。
《上海公子》里贯穿了一系列重要历史事件和节点，包括四行仓库抗战、八女投江、杨子荣的牺牲(我相信老杨是他的原型)、戴笠之死、鲁迅葬礼、四平之战等等，充满金戈铁马。
霄夫还突然将紧张的追逃主线放下，用很长的篇幅写十二月党人们的事迹，写他们的牺牲和爱情。我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但我清楚，这里面一定寄托了作者对那个年代重要思想命题的关注。他是把谢壮尔作为另一个谢壮吾，让他分身来到苏联，来体验那样一种关于革命年代复杂性的思考。
在这样的历史巨幕下，小说所展现的人物故事才能凸显出其独特意义所在。
《上海公子》这个书名，尤其不能传递作品强烈的思想气质。
真正的作家是一个时代思想的重要发生器，这是文学的传统。对霄夫以前的小说我不好判断，但至少就这部小说而言，其叙事中所伴随的一系列思考，已充分显示出他创作中高度的思想自觉。
他对历史的解读有自己的用心。比如，关于戴笠之死——“听到戴笠死讯，蒋介石一开始如释重负，但很快，感到了巨大的损失。”其中所传递的蒋介石和戴笠之间的复杂关系和微妙心态，颇堪玩味。
王霄夫是非常具有历史感的作家，他以前偏爱古典题材，写历史小说。但《上海公子》是一次重要转型，是充满先锋姿态的新历史主义小说。我想，霄夫回过头去写先锋小说，不是重返，而是一种文学本性上的发现和醒悟。文学的先锋性并不是追求语言的游戏和叙事的迷宫，而是探寻最贴合思想和形象表达所需要的形式。
我注意到，作品在叙事结构上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时间线的不断返回和穿插，我想，这不仅仅是为了体现叙事的复杂性，更是为了表达对生命和历史不可逆的一种抱憾，对美好生命消失的无限哀婉与痛惜。
霄夫从事和影视业关系非常密切的工作，我曾经很奇怪他为什么不去写剧本，而坚持写小说。这个故事充满悬念，改编成剧本一定非常好看。
但在阅读这部小说的过程中，我慢慢理解了，语言魅力是这部小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小说是语言的艺术，你让他放弃这种迷人的艺术，他一定是不愿意的。
书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谢壮吾与裘小越青梅竹马，后来分别参加了革命队伍。按杜司令的说法：裘小越参加抗战，一半是出于爱国之心，一半是为了爱情。她坚信，“只要在共产党的队伍里，就一定能见到谢壮吾”。
他们几次擦肩而过，近在咫尺，触手可及。有一次，她在行军的路上贴了一张寻人启事。半年之后，她再次经过这里，那张寻人启事还牢牢粘贴在石柱上。
她奔过去一看，眼泪像雨水一样流下来——“在那张已经发黄的寻人启事的空白处，写满了硬朗的文字，她一下子认出这正是谢壮吾的笔迹。那是一首普希金的诗。”这种用诗句传递的爱情，这种飘摇在语言之河上如断线风筝般的惦念，在今天大概再也不可能出现了。
我把霄夫的小说创作，看作是他对语言溃败时代所作的一种抵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