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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后”作家:正在渐渐挑起大梁

作者:王春林 陈 英   发布时间:2017年05月17日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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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代际的观念来考察,从如日中天的“50后”,一直到这几年已经逐渐浮出水面的“90后”,当下时代的中国小说界真正可谓是五世同堂。其中,小说写作实绩最大、最具影响力、同时也最能够代表迄今为止中国当代小说最高成就者,仍然是以贾平凹、莫言、铁凝、王安忆、张炜、韩少功、史铁生、阎连科等作家为代表的“50后”一代作家。这一代作家,在其思想正在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幸而遭逢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的1980年代,在饱享中西文化滋养的同时,也对社会现实有着真切的体验和理解。从一种社会学的意义上说,他们高端文学成就的取得,或许与这一群体的这一特点存在着紧密的关联。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整体而言,这一代作家的艺术创造力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紧随其后,在不久的将来就可能成为中国小说界中坚力量的,很显然就是我们在此要关注的“60后”一代作家了。就我们有限的关注视野,“60后”一代小说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批作家,主要有迟子建、格非、余华、苏童、毕飞宇、东西、韩东、李洱、吕新、艾伟、麦家、关仁山、葛水平、刁斗等。与上一代作家相比较,这一代作家中的大多数有过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总体的知识结构更加合理,思想视野也更加开阔。与此同时,与稍后的“70后”、“80后”们相比较,这些“60后”小说家却又有着相对厚实的社会现实经验。所有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凝结表现在了他们的代表性小说作品中。

对现实和历史的谛视与思考

或许与这一代小说家的童年都是在后来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革”期间度过,“文革”在他们的精神世界打上了深刻的烙印有关,这一批作家在写作初期,大多迷恋过曾被一些批评家称之为精神窄门的童年记忆的书写。比如,余华的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苏童的“枫杨树家乡”系列与“香椿街少年”系列,迟子建的《北极村童话》等。这种书写在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差不多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作家们的关注视野由童年记忆而逐渐地转换为对现实和历史的谛视与思考。余华相继推出影响巨大的长篇小说《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对中国当代社会现实苦难的关切与表达,曾经使得“苦难”这一关键词差不多就成为了余华的代名词。虽然此后的《兄弟》与《第七天》曾经在艺术上被一些批评家所诟病,但作家密切关注现实苦难的那种情怀却无论如何都不容轻易否定。迟子建的早期小说作品,一贯以温暖与唯美为其突出特色,但到了晚近一个时期,从中篇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开始,伴随着她世界观与生命观的变化,迟子建的小说创作日渐具有了苍凉的意味。至于曾经是河北“三驾马车”之一员的关仁山,他的一系列长篇小说,尤其是“中国农民命运三部曲”的《天高地厚》《麦河》《日头》,一直以一种饱含忧患意识的笔触关注思考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的命运变迁。

从先锋实验向现实主义回归

与“50后”小说家相比较,“60后”小说家,由于受到1980年代大规模引进中国的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缘故,在小说写作的初期,差不多都有过一个特别注重于艺术形式实验探索的先锋写作阶段。格非的《青黄》《褐色鸟群》《迷舟》,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世事如烟》《现实一种》,吕新的《瓦楞上的青草》《人家的闺女有花戴》《抚摸》、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我的帝王生涯》等,皆属脍炙人口的先锋小说作品。但是,到了晚近一个阶段,这一批“60后”小说家,除了极个别之外,大多数由现代主义的先锋实验而回归现实主义,其中的一些作家,更是转向了对中国古代叙事传统的传承和转化。在大学任教的格非,大约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就开始了“乌托邦”或者“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的创作,这个三部曲以对20世纪以来革命乌托邦的深刻批判性反思而享有盛誉,并曾获得过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稍后出现的长篇小说《望春风》,更是怀抱着一种浓烈的文化乡愁,回望着被现代性严重围困冲击着的乡村世界。年轻时也曾经一度热衷于先锋小说实验探索的毕飞宇,从进入新世纪之后的中篇小说《青衣》《玉米》开始,在回归现实主义写作方式的同时,也更多地积极传承转化以《红楼梦》为突出代表的中国本土小说传统。这一点,在其长篇小说《平原》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我们注意到,在一个创作谈中,毕飞宇曾经说:“这个作品不清楚的地方特别多。还有一点要告诉你,我删掉了8万多字。这是小说里面相对比较清晰的地方。我对于‘混沌’产生了好感,这要归功于《红楼梦》。它是这样一部作品,它高度写实,纤毫毕现,但最后反而成了一种写虚,反而说不清了。”我们注意到,毕飞宇不仅意识到了“混沌”的重要性,而且还进一步地强调自己这样一种意识的形成与《红楼梦》的影响有关。能够意识到“混沌”的重要性,并且承认自己的小说写作明确受到了《红楼梦》的影响,对于曾经有过相当长一个时期的先锋小说写作经历的毕飞宇而言,实际上意味着某种近乎于腹胎换骨式的艺术表现方式的变化。与格非、毕飞宇有所不同,吕新的小说创作,一直到现在都充满着先锋气息,但与此同时,认真地读一读他晚近以来的中篇小说《白杨木的春天》、长篇小说《掩面》《下弦月》,就不难发现,他其实也在通过先锋的艺术方式,深入地思考表现着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的中国革命问题。

总之,“60后”作家的小说创作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伴随着上一代作家退出历史舞台,他们正在渐渐挑起大梁,成为中国小说创作最为重要的一支中坚力量。我们衷心希望,随着时间推移,能够读到他们更加优秀的小说作品,希望他们能够早日成为中国当代小说最高成就的体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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