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春天，我带着拷有《多湾》书稿的优盘来到北京。从陕西出发的我意气风发，认为一颗新星就要从中国文坛冉冉升起，就像我的陕西前辈们那样：不是吗?大作已经写出，只剩下出版啦。

　　第一站是作家出版社，因为我认为这么重要的作品，只有国家级出版社才合适。经由文学前辈的推荐，我见到一位编辑老师，简单交流一番后，他告诉我不用拷贝书稿了，手头选题太多，他没时间看，也不可能出版。另有一家大刊物，以作品幼稚老套、没有新意为由不予刊发。我退而求其次，找好一些的省级出版社，投了几家，仍然不行。在他们种种拒绝理由的背后(还有几家没有回音)，我知道其实只有一个原因：你没有名气，还写这么长。当时电子版有48万字，如果印刷出来就是60万字，给出版带来很大难度，出一本太厚，出上下册成本又太高，一个文学新人，怎么配有这样的待遇。当时贾平凹老师的《古炉》问世，也是很厚，定价50多元。当然，出版社不怕厚，读者也不嫌贵。这就是现实，如果我是读者，也不会花几十元买一个新人的书。

　　陈忠实老师打电话鼓励我：“现在中国文坛，不缺长篇小说，缺的是精品，你不要着急，好好打磨，争取再拿出来时不同凡响。”我想起自己几年前不知天高地厚对他说过的话：“我要写出一部与《白鹿原》抗衡的长篇。”他淡淡一笑：“你写嘛，说这话的人多咧。”一位评论家老师劝告我：“你知道《白鹿原》在中国文坛意味着什么吗?”我说：“树一个标杆，总不会差得太远。”

　　我决定，先写中短篇小说打造名气。这个想法或许很天真，但人想做成一件事，有时候就需要一根筋的天真。我们不能太现实，不能让世俗的规约过于影响自己、吓住自己。接下来的四五年里，我处于创作的高热状态，每年都发表十个中短篇，还有作品被转载、收录进年选、进入年度小说排行榜。这是文坛成名的“基本动作”，一个写作者必得经过这样的“流水线”工程，才能成为作家。我不停地写稿，不停地投稿。当然也会有退稿，被各种各样的编辑“修理”。一颗妄念之心慢慢冷静，我不断审视自己的《多湾》，但每每阅读几页就更加有信心，相信自己写出的是人性中永恒的东西，永远不会过时，哪怕等待十年二十年。当然，《多湾》也确实有可删减之处。我写作的特点是啰唆，大段语言、长句子发散出去，冗繁恼人。于是，我用一个职业编辑的眼光、用严格的标准，一遍遍删改，前后删掉大约十万字，竟然不影响任何情节。那些年里，我不是在写中短篇，就是在修改《多湾》。2014年秋天，我再把《多湾》投出去，水到渠成，与磨铁图书公司签订出版合同，2015年年底出版。

　　没想到这样一本没有什么流行元素的书，却卖得挺好，半年内四次印刷。首先得益于磨铁的营销渠道，其次是作品的魅力。我想，真诚是最大的力量。我没有使用什么技巧(比如打乱时间顺序来写)，也不愿采纳老师们的建议砍掉后半部，只是付出非凡的耐心，将语言打磨到无论从哪一页打开都能读下去。我感谢命运给了我这份热爱，用那么久的时间去专注地做一件事情。

　　《多湾》给我带来文学上的声誉，也可以称为我的成名作。经由《多湾》，我真正踏上文坛。

　　在你不经意的时候，命运会有一些别有意味的安排。作家出版社的向萍老师，编辑《芬芳》之后，在几次图书分享活动中，听到读者一次次提及《多湾》、寻找《多湾》。她突然提出(我感受到的是突然，在她当然是经过深思熟虑、多方考察)，愿意重新打造《多湾》，将其作为《芬芳》的前传、姊妹书推出。而此时，磨铁因为与我在书名上有分歧而不再续约《多湾》——当然，我非常感谢磨铁当年的倾力出版，感谢责任编辑徐蕙蕙的努力付出。

　　国家级出版社，推出一个普通作者多年前已出版的作品，是需要勇气的，更需要担当与情怀。我想，是我那股对待文学的天真之气、赤子之心，经由《芬芳》打动了向萍。她通过出版《芬芳》，变成了“河南文化热爱者”，中原大地和那片土地上的人们，成为她的熟人、亲友，她和他们有了深厚情谊，愿意将他们再次请上文学的舞台，被更多的人看到。

　　想不到，前后15年，对于《多湾》，作家出版社由当年的不太看好，变成如今的真心邀约。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当年多家出版单位的拒绝，使这部作品经由数次打磨而变得更加完善，也磨炼了我的心性。这15年，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我全身心投入文学，也得到相应的回报。一切都是时光无限仁慈的馈赠。而我，唯有无尽的感念和不竭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