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书：一个人的地理志》，乔丽著，作家出版，2023年12月

　　认识乔丽是在云南省作协组织的一场活动上，其时我来早了，主办方很细心地为我安排了乔丽，由她陪我吃晚餐。任何人到你面前来，都不是无缘无故的，事实证明，乔丽值得信任和托付。对我这样的“社恐”来说，一到人多的地方，恨不能找地缝钻进去，却和乔丽一见如故。

　　都来自多民族边疆地区，潜意识里肯定有相同的地方。乔丽像我们新疆姑娘一样豪爽、热情，也有南方姑娘的婉媚、神秘。对，我当时就觉得她是有一丝神秘的，及至拿到她的《西南书》，我才意识到，她有一半的傣族血统。事实上，她正式的族别是傣族。可认识这么久，我从来没想过她的族别问题。谁能拒绝对陌生领域的好奇呢?尽管少数民族很不愿意外族带着猎奇的眼光看她们，但现代高度同质化的生活，早已令人倦怠，她们的日常生活足够令人想象和憧憬。《西南书》激起了我的求知欲。

　　这也是这本书想要解决的问题。作家在书中像徐霞客一般，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她深爱的云南大地，用实地勘探的方式，展开对自己民族身份的体认与思索。在这个过程中，当代傣族人、云南人的日常生活、心理结构、习俗风情以及所思所想，都从她的笔端如山泉般流泻而出。乔丽是真的把自己当作了探险家，我在她的文字里陪她跨山越涧、钻洞摸黑，眼前出现的画面竟是《夺宝奇兵》系列里的冒险场面。

　　每当看到她独自驾车五六个小时在崎岖的盘山公路上前行，在嶙峋险峻的山中密林里穿梭，在人迹罕至的古迹处凭吊，在野性的野生动植物面前无畏走过，我都由衷钦佩她身上一般人所不具有的品质，以及她对自己的写作极度认真、舍得付出的精神。实话说，乔丽这种人文地理式的书写，是20世纪90年代风行的一种散文写法，但写法有什么重要呢，比起乔丽内心的炽热和深情?只要她为了自己的文字做出了种种努力，这些文字也必定不会辜负她。

　　在第一篇《雾起之地》之中，作者用曲折、细腻的笔触，向读者介绍了她的家乡瑞丽。里面有可靠的史笔，也有瑞丽日常生活的诗意，曲折的地方就在这里。时空的切换在作家不经意间完成，仿佛魔术一般，千年时空在耳边呼啸而过。每当你想沉浸在元明时的麓川或勐卯时，作者必定会用瑞丽诱人的早餐或者玛尼堆，将你拉回今天。瑞丽，这个边地又传统又时尚的地方，作家除为读者描摹她今天大地的形貌、江水的美丽、人民的善良、生活的平静之外，也为读者留下了诸多可供想象与填补的留白。这正是为什么乔丽的这本书令你总有兴趣读下去的原因——在她兜山转水的时空切换中，她其实是将自己也作为一个神秘而美好的文化案例，奉献给读者去一起体味沧海桑田的宇宙奥秘。

　　“傣族仍然会在自家院子外再立一座小小的竹台，带顶的那种，台子上傣家的陶罐，里面盛满清水，盖子上仔细地倒扣着一个不锈钢杯子。”想起小时候看过的云南版画，似乎总有一个穿着筒裙的窈窕少女，头顶或肩扛陶罐。一样是劳动，为什么傣族的劳动画面这样风情旖旎呢?原来真正的陶罐，除了审美功能，其实还有着为路人提供食用清水的善心。小小的陶罐，竟是美与善的统一呢。在接下来的叙述中，作者写了秀美温和的瑞丽江“收人”的亲身经历，生与死的严酷对立，使文本呈现一种有如生命本身的律动与紧张，“流水只送光阴，不记世事”。这种突然的抽离，使文章脱离了浅薄与煽情，反而为文章晕染了几分沉重与悲悯。

　　《被月光祝福的我们》写了传统傣族村庄大等喊的往昔与现在；《在故乡里生活的他们》聚焦故乡的各色人等，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却带着瑞丽的文化密码,努力而精彩地生活着；《匍匐大地》是一场长达10天的转山游记，所记林林总总的神奇与陌生，令人神往。所有这些书写，其价值在于它是行为艺术的，是实践的、是体验的，更是走心的，单凭这一点，乔丽就应该有足够的自信，她对得起她笔下的云南，她的瑞丽也应以她为傲。《西南书》的每一个字的后面，都是她亲身的丈量与付出。

　　乔丽在后记中坦诚地写道：“如我这般的二代、三代甚至更多代，直至无法辨析血统到底占几分之几的人类正在如雨后春笋般地大量出现，民族血统和文化在被稀释的同时，又在其他民族中植入自己隐秘的基因和密码。”其实这一文化现象，何尝不带有普遍性甚至国际性。这也是为什么，像乔丽这样的作家应该得到更多关注与理解。

　　我至今还记得当日在云南与乔丽相谈的片断，她谈到她的汉族父亲，每当她回家，父亲会给她炖鸡汤，还一个劲儿劝她多吃，嫌她太瘦了。作为父亲，他早早为女儿安排好了生计，使乔丽可以衣食无忧地做她自己喜欢的事情。我听了又感动又羡慕。爱是什么呢?不就是这些如朱自清眼中父亲的背影一般的生活的定格吗?生活就是这样，永远会用最美好最珍贵的瞬间挽留你。乔丽是幸运的，更是幸福的，因为她有来自两边的爱与牵挂，她的傣族母亲如她的雷奘相一般，守护着她的人生。而她则携带着两边的爱的财富，写下这些对自己身份体认、对多民族文学思索的文字，以生命本身印证生活。

　　(作者系湖州学院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