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灯调》，刘庆邦著，作家出版社，2024年1月

　　人与一部作品的相遇有时就是一个奇迹，比如刘庆邦与他的新作《花灯调》。刘庆邦也是著作等身的作家了，我还很少见到他对自己的一部作品如此的看重，如此的激动。从庆邦事后许多的自述与访谈可以看出来，《花灯调》是一部实现他理想的作品，不仅是创作理想，而且是人生理想。对庆邦这一代从农村走出去的作家来说，他们的人生理想就是不要再穷，不但自己不穷，还要家庭、家族不穷，家乡不穷，国家不穷。所谓国泰民安、国富民强，对他们而言，真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理想，一种实实在在的渴望。所以，看到《花灯调》的后记，我们隔着纸都能感受到他的欢欣、他的激动，犹如拨云见日，阳光普照。我能想象庆邦的心情，他仿佛就在小说中的高远村，就在高远村庆祝脱贫摘帽的现场，他就是接受脱贫证书的高远村的一个村民。对刘庆邦而言，说《花灯调》是他的一部小说，显然说小了，对他来说，这部作品的写作已经超越了普通意义的文学创作，这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也是他全部人生理想与经验的倾情投入。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他“从刚记事的时候，就在为这部书做准备”，除了文学上的准备，更重要的是“饥饿的准备、生活的准备、人生的准备、生命的准备”，他欣慰地说道：“我准备了大半辈子，酝酿了几十年，终于把这本书写了出来。”人与自己写作的关系很少能达到这种程度吧。真的为刘庆邦高兴，什么叫得偿所愿?什么叫快慰人生?大概也就是这种状态吧。

　　这是一个文学个案，但可以启发我们许多的思考，思考一个作家与时代、与现实、与生活的关系，理解一个作家的创作积累，理解一个作家的理想与情感，理解一个作家的初心与信仰。文学应该是真实的，这真实不仅是客观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而且要求主观上的真诚。通俗地说，一个作家是不是真诚地相信你所写的东西?相信你笔下的故事与人物?这是衡量文学真实性的标准。也缘于这个标准，读者可以通过一个时代的文学，去理解它所描绘的现实生活。当文学真诚地表达了对社会生活的情感，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歌颂还是批判，都可以见出人心、见出世风，见出一个时代在人心中的样子。所以，看到《花灯调》这样的作品，读者也会激动着庆邦的激动，欢喜着庆邦的欢喜，然后也会再次打量这个世界，回顾刚刚过去不久的那个火红的日子，重新回味天下脱贫的那份喜悦。这就是文学的力量，是真诚的力量和信仰的力量。

　　刘庆邦的欢欣来自于脱贫攻坚胜利这一“跨越千年的人间奇迹”，也来自于他深入贵州山区所亲历的这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更来自于他与一位这场伟大斗争中的先进人物的近距离接触。这一人物后来被典型化为《花灯调》中的主人公向家明。按理说，从原型人物到文学人物，是一个“拔高”的过程，但是，这一人物从生活中的原型到文学中的形象，我觉得是一个去光环的过程。向家明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英雄，她就是一个普通人，夸张一点说，刘庆邦已经把她当作邻家妹妹来写了。她喜欢小猫小狗，喜欢拿着手机自拍，她害怕老鼠，动不动眼泪就淌了下来。遇到不讲理的人她也会吼起来，而当身体出了问题时她也会恐惧，会悲伤。她有自己生活的小确幸、小目标，也会计较得失，盘算工资，希望升迁，会为了她以为的不公找上级，问领导……从这样的形象描写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刘庆邦对他笔下人物熟悉的程度。如果说他在一开始看到听到的，是原型人物的事迹介绍，那么随着深度采访，尤其是创作阶段的审美加工，他已经完全把这一人物形象还给了生活。这是刘庆邦人物塑造的当行本色，也是这个一直以现实主义写作见长的作家对笔下人物的态度，那就是从来不从概念出发，不依赖先入为主的评价。他一定要在作品中建立起人物与生活的亲密关系，不是单纯地去写人物，而是把人物放在生活中，如同把鱼放到水里，让他回归生活，从而写出他的日常，他的细节，他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

　　这部作品的深刻之处还在于刘庆邦对脱贫攻坚的理解。也因为这一点，使得《花灯调》与传统的乡土写作有了较大的区别。小说中的高远村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属于“深度贫困”点。这么一个被看成是“烂渔网”的穷村经过努力，最后通过了脱贫验收。小说刻画了如夏方东、尚应金、周志刚、秦希明、韩二哥等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形象，写到了村民们“渴望富裕的内生动力”，他们的自主创业，特别是周志刚常年与村民们一起修路的举动，可以说是当代愚公精神的体现；但作品同时也写到了高远村的文化性格与精神拖累，比如作品中的禇大鹏、韩虎、齐天星等形象，从他们身上，读者确实能意识到高远村贫困的“主观原因”，如“习惯不好、素质不高”等等。小说的灵魂人物是驻村第一书记向家明，正是这位原本没有多少乡村生活与工作经验的女检察员，将高远村带出了贫困的泥淖。而向家明治理高远村的成功之处，是对脱贫攻坚战略的清醒认识和坚决践行，是对相关政策的正确理解与智慧运用。在区委的支持和主导下，从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到民生、教育几乎无所不包的一揽子规划，以红头文件形式下达到区属各个单位，并由内容对口单位牵头具体实施，加上高远村通力配合，高远村的面貌得到了彻底改变。我们可以从小说中提炼出一个“内外式”的结构：相对于高远村的原住民群体，向家明是“外”；相对于高远村脱贫的自身努力，上级的政策、规划及其组织实施也是“外”。在这种内外结构中，外部的人物与动作处在了作品意义的核心位置，它们是作品叙事的重要推动力。

　　很显然，这个结构在传统的乡土小说叙事中很少见到。中国乡土文学是以漫长的农业文明为文化基因的，它的叙事路径基本上依赖于中国传统血缘关系的家族与家庭结构，而权力话语则生长于乡村自治的“小传统”。因此，中国的乡村变革是相对缓慢的，中国乡土文学也形成了内部叙事的结构传统。但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当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一轮又一轮走向深入的国家战略实施之后，中国农村的治理模式也发生了转型，自上而下的制度优势逐渐显现出来。当先进的理念、现代化的制度和国家资源优势与乡村传统文化结合之后，中国农村终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花灯调》的叙事结构便是对这一变革的同构性的审美表达，这从刘庆邦几十年来农村题材创作特别是长篇小说的叙事变化中也可以得到验证。可以说，刘庆邦农村题材作品叙事结构的审美演变，就是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镜像。

　　所以，《花灯调》不仅是刘庆邦刻骨铭心的审美之旅，也是中国新乡土写作的重要收获。新的结构，新的人物，尤其是作家对中国农村重大变革的深刻领会与真诚响应，为新乡土文学提供了极富生长力的新质。

　　(作者系江苏省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