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回望司马光”公开课特别活动在北京开讲现场

　　“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也。”清代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这样评价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历经北宋五朝风云，司马光成为后人心中理想的文人士大夫形象，至今仍然为人所称道。今年也是司马光诞辰一千周年。

　　11月17日，由国家图书馆举办的“纪念司马光诞辰一千周年——千年回望司马光”公开课特别活动在北京开讲。此外，现存于国家图书馆的、世界上仅留的司马光《资治通鉴》手稿的残稿，正在国家典籍博物馆举办的“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保护传承大展”中展出，观众可以近距离阅读欣赏司马光真迹。

　　司马光(1019-1086)其人，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 ，故世称涑水先生。曾在地方任武成军推官，滑州韦城县知县。赴京后于国子监、大理寺丞、太常礼院、史馆、吏部、开封府、三司等多个部门任职。他还多次直言上书立嗣问题，深受宋仁宗、宋英宗信任。宋神宗即位后任其为翰林学士，御史中丞。但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离开中央。

　　《资治通鉴》是司马光在其助手刘攽、范祖禹、刘恕等人的通力协作下，历时十九年编纂的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该书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终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录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迹，成书二百九十四卷，另成《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

　　全书编成后，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写道：“臣今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即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可见，《资治通鉴》确实凝结了司马光毕生的心血。

资于治道，以鉴来者

　　本次活动邀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游彪，结合相关史料，对司马光的一生进行了客观评述，并着重就《资治通鉴》所记载的1362年间历代盛衰得失的评价、“资于治道”的治国理政思想、《资治通鉴》在传统文化方面以及史学研究方面的价值进行分析。

　　根据游彪研究，“修心之要”与“治国之要”是司马光在该书中重点提及的两个“治道之思”。所谓“修心之要”，主要指涉领导力的修炼与培养。“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仁”说的是统治者的大仁，作为一国之君，应当“修政治、兴教化、育万物、养百姓”。所谓“明”讲的是为君者的判断决策能力，明君应当“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之后则谈“武”，这里的“武”不是武力，而是说君王应当具备刚强坚毅的人格。

　　“治国之要亦有三：一曰官人，二曰信赏，三曰必罚。”归纳起来，关键在于“用人”。为君者应善于委任人才，奖赏要有信用，惩罚则必要落实。游彪以唐代李世民所践行的五则用人标准为例，为君者用人应挑选那些讲真话、能力强、有德性之人，同时应做到信而不疑且不避嫌。

　　此外，游彪还强调，《资治通鉴》并非全然是关于权术，它实则是意涵丰富，且具有普世意义的。明代王夫之层言，《资治通鉴》包含了“君道”、“臣谊”、“国是”、“民情”、为官之本、治学之途、体人之道等诸多方面的内容。

　　作为经典古籍，《资治通鉴》与中国传统文化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书中所体现的重政治、重一统、重礼制、重仁爱以及重文明也是中华文化所内涵的核心理念。而在《资治通鉴》的编纂过程中，也处处体现出司马光的价值倾向。游彪讲解说，在司马光看来，“正统”是不可撼动的，以南北朝为例，司马光只把南朝宋齐梁陈当作君王看待；五代十国部分同样如此，只记五代，而十国是没有本纪的，司马光的“大一统观”从中可以窥探一二。

　　在编纂方法上，《资治通鉴》保留了许多目前已失传的史书中所记载的内容。该书使用“作丛目——修长篇——删定成书”的“三段法”筛选史料。同时，司马光还修撰《资治通鉴考异》，反复考订史料的异同之处，汇集不同记载以及取舍的理由和根据。此外，为了便于阅读，他附编《资治通鉴目录》，纪年于上，列卷数于下，作为全书纲领。

　　宋代以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非常重视《资治通鉴》，在金元明清时期，成为经筵教育的重要内容。后世对于《资治通鉴》的研究也催生了“通鉴学”的兴盛，在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仅存手稿展出

　　国家图书馆藏《<资治通鉴>残稿》一卷，为司马光手书原稿。此稿宽33.8厘米，长130厘米，共计二十九行，四百六十五字。记载了自东晋元帝永昌元年(322)正月王敦将作乱起，至同年十二月慕容廆遣子皝入令支而还止，一年的史实。每段史事写开端数字或十数字不等，以下接“云云”二字，为今通行本第九十二卷内容，但有很多不同。

　　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赵前从这份稀世珍品的形制、内容、书法等方面，对这份手稿进行了解读。

　　此稿草拟于范纯仁(范仲淹之子)致作者及其长兄司马旦书札上。据赵前讲解，当时的纸张仍然是一种较为稀缺的资源，司马光本人也尚节俭，就直接将信的内容划掉，在空白处草拟回信。同时，读者细观原稿内容即会发现，有些字会专门缺一笔，是因为要避当时皇帝的名讳。

　　原稿可见多位历代收藏家的印章和笔迹，从中亦可溯源这一历史珍品的时代传承脉络。清代乾隆、嘉庆、宣统帝皆有印章盖之于上，乾隆帝更是对之喜爱有加，除盖印章外，还亲自题字“司马光通鉴稿”。自宣统后，以赏赐之名，该卷流于民间。

　　对于这类文物的鉴赏，赵前提到了三个方面。首先是从文物性来看，年代时间构成了文物珍贵价值的必要条件。其次是文献资料性上，以这份残稿为例，短短四百余字就映射出《资治通鉴》的编纂原则与风格，并可与原本互为对照。最后是艺术性方面，该稿同时保留有司马光、范纯仁及多位收藏家的手迹与印章，意义重大。

　　据悉，国家图书馆还将根据重要历史人物的特殊纪念日期，继续推出“天才的时代”系列活动。明后年，将分别举办张载诞辰一千周年活动和纪念王安石诞辰一千周年的活动。国家图书馆将结合馆藏资源，通过国图公开课的形式，将古人留下的思想精神遗产，更好地传递给当今社会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