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文轩，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中华读书报：可否谈一谈您的阅读经验?

曹文轩：

读书是人的一种生活方式。阅读与不阅读是两种生活状况，一种是草长莺飞，鸟语花香，生机勃勃；一种是荒凉与沉寂，死气沉沉。人的存在必须有阅读，五谷酒肉只能喂养你的躯体，而不能滋养你的精神。人是追求精神享受的动物，而这种动物需要修炼，修炼的方式便是阅读。

　　我想起我五岁的时候无书可读。我父亲是一所小学的校长。他有一柜子的书。在这些书里面，有一套鲁迅作品的单行本。因为没有书好读，我只好读鲁迅的书，读着读着就读进去了，到了中学我是学校里作文写得最好的孩子。我记得我写作文的时候，鲁迅的境界、作品和鲁迅说话的腔调就顺着我的笔流淌到作文本上。在这里我要郑重地告诫各位家长，你们千万不要看到孩子手上捧一本书读得津津有味就喜形于色，关键是看他们读什么书。英国作家有一句话：坏书读得再少也不为少，好书读得再多也不为多。有一些书与其让他们看，不如让他们不看。读什么样的书呢?读打精神底子的书，读具有高贵血统的书，读具有文脉的书，读辈分高的书。

　　中华读书报：您提到自己的阅读史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段，大概有15年时间，主要阅读哲学。对哲学怎么会有那么浓厚的兴趣?您是在什么时间段集中阅读哲学书籍的?这种阅读对您的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曹文轩：

这个世界充满悖论，充满辩证法，悖论是一种基本存在状态，辩证法是大法。当你以为太阳将阳光洒满每一寸土地时，殊不知，完全有可能有那么一片地方却并没有得到阳光的照射；当你以为太阳已经沉没，世界尽在一片灰暗之中时，却完全可能有一片地方依然十分明亮。世界太大，从来无法做到整齐划一，总有意外，总有意想不到的方向改变。你以为这是一件坏事，但你却发现它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最终却成了你的好事。这就全看你如何智慧地把握机会了。比如我的中学教育。

　　那是在一个特殊时期，当全中国的教育几乎处于瘫痪状态时，我却在那段历史时期受到了非同寻常的教育。因为，当时苏州城、无锡城以及南京城里，有一批名校的名师下放到穷乡僻壤，然后集中到一个学校——也就是我的学校，做我们的老师。数学老师、化学老师……乃至教我们打篮球的体育老师，都是一流的老师。我的语文老师是南京大学的高材生，后来成为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新感觉派”掌门人施蛰存先生的关门弟子。我的印象中，我们就没有停过课。那时的语文课本基本上就是一本政治读物，但我的语文老师依然十分智慧地将它讲成了语文课，我就是在那时知道“主谓宾”的，知道各种修辞手段的。我享受的是“满汉全席”。这样的学校大概永远也不可能再有了。

　　中华读书报：您到北大之后呢?对哲学的热爱依旧?

曹文轩：

后来我来到北大。我们在北京的南郊大兴一个叫西枣林的地方种地、盖房子。没有图书馆，只有一个大帐篷，里面放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以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相关的书。我能看到的就是这些书。看着看着看进去了，我对哲学的兴趣也就在那片田野上不知不觉中形成了。

　　后来，一连许多年，我的主要阅读就是对哲学的阅读。我是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里读起的，一直读到后来的科学哲学和语言哲学。哲学书籍浩如烟海，我的阅读只能算是沧海一粟。但这“一粟”却成全了我，没有它根本不可能有后来的我。我懂得了一个真理，这个世界最深刻的解释只能由哲学完成——哲学解释才有可能是最后的解释。我有一本书叫《第二世界——对文学的哲学解释》，是我这一思想的产物。而《小说门》看上去是一部叙事学的书，其实，背后依然是哲学的背景。“摇摆”是一个抽象哲学概念的形象化翻版。至于在文学创作中，哲学的作用，大概是了无痕迹的。我不喜欢观念化的作品。我写作的历史，是一个将观念打压到你感觉不到存在的历史。但我深知，它的背后有哲学在暗中为我撑腰。就以我创作的图画书为例，《羽毛》《灵魂像鸟一样飞往南方》《今天在等待明天》《变变变》等，其实背后都是形而上的哲学问题。我以为我找到了一种将哲学问题作为一篇作品的主题的融洽的文学方式。现代写作与古典写作的最重要的区别就是现代写作离开哲学的力量已经几乎不可能了。让我与哲学邂逅的竟然是一段不幸岁月。

　　中华读书报：能否谈谈您近来的阅读情况，有无系统地读书，又从阅读中收获了什么?

曹文轩：

去年一年，我在断断续续地阅读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四大本《巴黎评论》。这套书是作家访谈，那些被访谈的作家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世界著名作家。我发现，他们中间就没有一个作家是与短篇无关的。斯蒂芬·金说：“我是从短篇小说起步的，是从短篇杂志的市场里走出来的。”“我经常在两部长篇之间的空当写短篇。”他还说，上百篇短篇读完了，他才开始写长篇。海明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主要是因为《老人与海》，而它不是长篇。他的短篇《雨中的猫》等，是他雄踞世界文学史的重要筹码。写《百年孤独》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他的许多短篇无疑都是经典性的。那些早已去世，无缘接受采访的作家，也无一例外地将很多时间留给了短篇。我们只知道托尔斯泰的鸿篇巨制《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殊不知，他一直没有忘记短篇写作，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短篇经典。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短篇与长篇的交相辉映，才有这个响亮的名字。创作长篇《母亲》的高尔基，其实能体现他文学成就的是他的大量中短篇。至于说到契诃夫、欧·亨利、博尔赫斯等作家，他们的文学成就，就更是短篇了。契诃夫是古典短篇小说的高峰，后世无人超越。而作为现代短篇小说高峰的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就从未写过长篇。鲁迅先生也未写过长篇。还有中国当代作家、上个世纪最后一个名士汪曾祺先生也从未写过长篇。我以他们举例，不是说长篇不重要、短篇重要——一个国家文学史的辉煌，必须有足够多的长篇经典，我们举这样的例子，目的只是指出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事实：那些大家为什么一个个如此重视短篇的写作?

　　我们注意观察一下，这个世界和我们的生活，其实是由一个个板块或者说是由一个个的点和一个个片段构成的。短篇就是面对这些点和片段中一个点和片段，然后凝视它，仔细分析它，然后将它圆满地叙述、描写出来。仔细分析一部长篇，你就会发现，长篇正是由一个个的点、一个个片段所连接而成的。如果你要将长篇写好，就得将这些点和片段写好。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从这个意义上说，短篇练的就是叙述和描写这个世界和我们的生活的基本功。这个基本功练好了，我们才能写出好的长篇来。

　　中华读书报：您作为主编之一参与了总主编温儒敏先生主持的中小学的语文教材编写，有何体会?您希望中国的语文教育达到怎样的状态?

曹文轩：

参加语文教材编写，也许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大学老师介入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也许是必要的，甚至说是必须的。他们与常年从事语文教育、教学的有着丰富经验的专家、语文老师的结合，使语文教材的编写有了新的方向和活力。至少在文本范围的扩大和优质文本的发现方面，因为大学老师的参加，而有了新的气象。温儒敏先生是一个对“守正创新”最能心领神会的人，具有非常好的文学眼光、学术眼光和常人难有的平衡能力。在上上下下的合力之下，终于完成了这套语文教材。据我听到的方方面面的反映，都认为这套教材很不错。中国的语文教育若要达到更加圆满的状态，除了一套好的教材，还需要一支能够很好地使用这套语文教材的语文教师队伍。我以为这支队伍因为各种有效的措施——比如办“国培班”等，正以令人满意的速度在形成。语文学科是一切学科的学科，这是我很难改变的认识。我不太相信一个语文能力很差的人能在数学、物理学、化学方面做出里程碑式的事业来。因为语文能力决定着他认识这个世界的能力以及认识这个世界之后的表达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