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过，不管写什么，王蒙始终把自己的生命摆进去，而且有一种向时代和人心喊话的风格。从最早的《青春万岁》中的畅快呼喊，到后来《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的真诚关切，再到后来《这边风景》《春之声》和最新《笑的风》等，这些作品都透露着人间烟火气，折射出对生命价值的终极关怀，流露着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世道人心的热肠。毋庸置疑，王蒙是这个伟大时代的积极参与者、经历者与思考者。新年伊始，本刊记者采访了“人民艺术家”王蒙先生。

人心可用，世道可优，传统可取

　　记者：伟大时代孕育伟大文化。您始终强调从传统文化中挖掘精神资源，对于传统文化，究竟应该如何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文化建设究竟应该如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适应?

王蒙：

党中央从未像现在这样谈文化这么多、这么广泛、这么重要。中国太丰富了，有辉煌的古代，有近现代的尴尬和焦虑，有从危难的应对中出现的新的生命力。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急剧变化的中国在各个领域突飞猛进，既有辉煌的业绩，也有新的挑战与课题。中华文化经受了空前反思、冲击、自信、丰富与更新。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大改善了生活质量，但急剧的新旧交替、中西杂糅，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也使文化生活、精神走向、价值观念时而出现困扰与失范、歧义与紧张。

　　全球化与现代化，冲击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语言方式、风俗习惯和民族传统。有些无疑是应该接受的，有些则是我们不能照搬却又必须面对的。比如，宣扬功利主义、犬儒主义，冲击着价值追求和文化思潮；工业化的方式加持新媒体后，批量生产的消费文化，冲击着主流与传统；迅捷的网络信息，人云亦云的平庸思维，冲击着独立深入的阅读与思考。市场经济在更好地配置资源的同时，也使文化领域染上了拜金、浅薄、媚俗的风气，一些优秀的文化成果淹没在大量平庸低俗、自我炒作的次品当中。

　　记者：在急功近利、浮躁的氛围下，社会上、虚拟空间中出现了一些损伤严肃文化与高尚思想的低俗甚至丑陋的内容。价值观念、社会风尚，都通过现实与网络表现出了异质的多样元素。您曾经批评过，有些低俗的、无聊的、垃圾的东西，却以票房、印数、收视率、饭圈、流量的形式，得到市场和舆论场的正向鼓励。透过现象看本质，如何看待这些现象背后折射出的文化逻辑?

王蒙：

几千年来，传统文化涵养着、凝聚着亿万中华儿女，历久不衰，饱经忧患，深入人心。自强不息、与时俱进、仁者爱人、推己及人……这些精神都与现代性相通，也考验、培育了中华文化的开放性与消化能力、应变性与抗逆能力、自省性与自我调整能力。

　　面对文化盘子越来越大、越来越多样的思想文化格局，我们在传统与现代、大众与高端、民族与世界、教化与娱乐、主导与多样、经典与时尚、争鸣与共鸣等一系列关系上，要有更加全面与均衡的思路和安排。文化精神的特点在于它的长期积淀、深入人心，不能急于求成。由现象而本质，由历史而现状，才会认识得更加长远与深刻。我们应该因势利导，提倡更深入通透的学习，倡导对精神高峰的攀登、服膺真理的至诚，提高整个民族的认识能力、学习能力和自我完善能力，避免浮躁、肤浅、极端，不能任凭旁观起哄乃至幸灾乐祸成为舆论风气、网络风气。全社会应从系统上、根源上解决文化中的“劣币驱逐良币”问题，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作更全面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考量。

　　记者：早在1983年您就提出，让每个人都有道德主体意识，使之成为稳定无形而强大的精神支柱，不仅仅是为了文学，更要重视世道人心。您还说过，“礼失求诸野”，中国传统文化积淀仍然根深蒂固，迅猛的发展中人心有摇摆与浮动，有困惑与怀疑，也有认真思考的真知灼见，要坚持我们的民族传统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方向，进行创造性的转变与发展强化。您认为如何更好地将优良传统文化融入人心，使其引领时代?

王蒙：

要向人心喊话，把优良传统文化贴近、融入人心，才能使其引领时代。真正的文化自信拒绝大言空洞、夸大其词、巧言令色、形式主义；真正的文化自信具备抵制低俗化、浅薄化、哄闹化、片面化、狭隘化的能力和定力。现在的中国文化又重新活起来了，热起来了。实践证明，中国文化显示了自己的再生能力，显示出自己完全能够与时俱进，完全能够跟得上现代化、全球化的步伐，同时又保持自己文化的性格、特色、身份、魅力。这让我们对中国文化充满了信心和自豪。

发展中的文化引领

　　记者：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腐败这个党执政的最大风险仍然存在。人要懂得节制自己的欲望，您如何看待文化引领的力量?

王蒙：

时代在变，观念在变，生活方式在变，舆论在变。新媒体给了更多的人向社会发言的机会，可以说是扩大的文化民主，同时也给低级趣味言论次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平台。一代又一代的青年成长起来，80后、90后、00后，转眼就登上历史的舞台。但是，无论社会怎么变化，有限资源与无限欲望之间的矛盾不会变。旧形式的欲望继续滋生尚未克制，新的欲望又层出不穷。

　　人有上进心，想当官、想致富，并不特别寒碜，但它毕竟需要文化节制，需要提升境界，需要文明化与礼义化。过去、现在和将来，对于那些粗俗的，不知羞耻的，肆无忌惮的，只考虑一己的满足而不考虑对公众的责任与自律的功利主义说法，我们应该有所否定与规避。

　　中国的政治不是多元制衡的传统，中国的这种制衡往往表现在纵轴上、实践上，往往表现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而中国的政治道德与政治艺术，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中庸之道，准确正常，留有余地。几千年的历史中，传统文化强调圣贤文化、道统文统以及忠良臣子与士大夫坚持正义的作用。中国的权力系统，能够为所欲为、一意孤行、不计后果的也是少数，因为它们多数会受到道统文统、圣贤文化、满朝文武与民间舆论的制约至少是影响。你读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卜键的《明世宗传》与《国之大臣》，就会明白文化的力量。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始终保持“赶考”的清醒，保持对“腐蚀”、“围猎”的警觉。您也曾说过，权力孕育危险，一些格调不高的人包围上司，侍候、歌颂、表忠心，有的很难一概拒之于千里之外。是否可以这样理解，被包围的另一面其实是自身变质劣化的开始?

王蒙：

是的。我们这个社会，官员仍然是一个被人仰视的角色，官员这个身份也容易得到尊敬，一升官，好像原来一米七的个子霎时间变成了一米八五，你的一言一行、一怒一笑都增加了内容与影响。我们须臾也不能丢的是服务人民的底线。掌权是为人民，执政为民，用权为民，辛苦为民。个人的得失可能有所考虑，但任何时候都要竭尽全力地为民兴利、为民除害，任何时候，宁可自己受损，绝对不做损害人民利益的事情。政治仍然是伟大的事业，有仁人的爱心，有志士的奉献，有智慧也有哲学，有激情也有战略。小头小脸的庸人当然不可能体会到历史主导的郑重与宏伟，他们只能用最卑劣的眼神来偷窥历史中的不经八卦，再一知半解地曲解政治生活。我们的关注应该是把政治的人民性、大众性与政治文化的理想性与精英性结合起来。

千秋伟业恰百年风华

　　记者：2020年疫情，像一辆邪恶列车，直对着庚子春节冲撞而来，至今仍未完全消退。大多数国家疫情依然严峻，我国克服疫情影响，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果，交出了一份高分“答卷”。您认为我们交出这份高分“答卷”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王蒙：

2020年疫情，本来是严峻的灾难。习近平总书记说，抗疫是“一次大考”，说得太好了。我们处在新的复杂多变的时代，这次疫情是对领导力量的大考，也是对中国人民的大考；是先在中国举行的大考，继而是对万国万民的大考。我们的答卷决定着我们的命运，也影响着人类共同体的命运。

　　这次疫情告诉我们，本土的境外的各种病毒与疫情还可能会时而出现，战疫正未有穷期。疫情之下，世界各国面临的是同一张“考卷”，中国的确是交出了一份高分“答卷”，2020年，中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这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大家业、大发展、大格局、大事件，我们的初心、我们的根本在于为人民服务。毛主席说过：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抗疫使我们每一个人切身感受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的文化传统、革命传统里，从来就有战斗精神和奉献精神，团结协作、众志成城、一呼百应。毕竟我们是多灾多难的民族，中国共产党是苦难辉煌的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铁与火的战斗中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走过的每一步，都不是轻易的。党中央下了决心，作了部署，我们就能够化被动为主动，化危为机，取得战疫的有目共睹的成绩。

　　记者：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深刻指出，广大人民群众深切感受到，风雨袭来时，党的坚强领导、党中央的权威是最坚实的靠山。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作为一名老党员，您是怎样的心情?

王蒙：

我感到骄傲、自豪。我们党是一个强大的党，是一个战斗的党，是一个严密的党，是一个艰苦奋斗、历尽艰险、联系群众、一呼百应、成员众多、长期执政、经验丰富、既有实力又富有智慧的党。全世界再没有第二个可以匹敌、可以相提并论的这样的党。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坚实的靠山，我们的党和国家才能无往而不胜，带领人民抵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彼岸。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相信我们党一定能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生机活力，一定能提交伟大的百年答卷。

【采访札记】伟大时代的生命燃烧

　　他14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5岁把文学和革命作为自己要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19岁以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开启创作生涯，出版过100多部小说、散文、诗歌和学术著作，已创作2000多万字文学作品，作品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在国际上出版，81岁斩获茅盾文学奖，85岁被评为“人民艺术家”，他就是文化部原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王蒙。

　　从事文学创作60多年来，王蒙用深情的笔触，描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和文化的繁荣兴盛，见证并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事业的发展。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饱含革命激情的青春之歌和激荡文坛的现实批判，到六七十年代的边疆风情和奋斗史诗，再到八九十年代以来的时代思考和历史哲思，他的作品始终敏锐地捕捉时代的脉搏，记录着社会生活和时代变迁，剖析着不同时代下人们的内心世界，彰显着他对现实问题的关切与思考……他说，“我的命运是和共和国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在共和国的繁荣发展机遇当中，我也分享了这种光荣，我以这70多年的历史，来作为写作内容而坚持下来，因为我有最真切的对共和国的体验、感动和记忆”。

　　今年，是王蒙从事文学创作的第69个年头，自称“一线劳力”的他依然笔耕不辍，“有时写作的兴致来了，能一整天都把自己关在书斋里面”。他笑言，每每动笔便“每一个细胞都在跳跃、每一根神经都在抖擞”，要趁着自己精神头还挺足，继续保持着这种劳动力。

　　当提起坎坷浮沉的生命历程，他说，我虽然经历过波折，但我的生命底色是明亮的。在王蒙的心中，人生就是生命的一次燃烧，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每个人都总该对社会、对时代、对民族、对他人多做出一点贡献，它可能发出巨大的热能，温暖无数的人心，也可能光热有限，却也有一分热一分光，哪怕只是点亮一两个灯泡，也不留遗憾。他在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中写道，在倪吾诚的生命到了末期之时，突然说：“我的生活的黄金时代还没有开始呢。”这种遗憾，在他看来是愚蠢和令人心痛的。也正是基于对生命价值的思考和实践，王蒙用作品显示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高度，用行动宣告着生命不老，文学不老，“高龄”依旧“少年”。

　　(本文刊载于《中国纪检监察》杂志2021年第3期，本刊记者曹雅丽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