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学时，有幸读了鲁迅先生的一些书，其中有不少是自己掏钱买的，像《准风月谈》《且介亭杂文》《故事新编》，等等。记得有一次在《上海文学》上读到一篇短篇小说——《墓场与鲜花》，里面提到鲁迅先生散文集《野草》中的《过客》，于是便想方设法买到《野草》，读了三四遍。几年后参军来到上海，偶逛高桥新华书店，发现了一本《野草研究》，顿时如获至宝，买后不知翻了多少遍。这些成了自己年轻时有关阅读的一段美好记忆，并幻想自己转业后能有机会专门研究鲁迅。

　　然而职业并非都由自己确定，终究没能专门研究鲁迅。但这并不妨碍时不时翻翻鲁迅先生的著作，或看一些与之相关的书。最近看到的《鲁迅：大先生小日子》(作家出版社出版)一书，作者从平常人的视角，对鲁迅的生活进行研究，并集以成册，颇有新颖之处。正如作者所云，“世人只记住了他的战士身份、文学家的头衔，却忘记了他有趣的真面目。”

　　《鲁迅：大先生，小日子》最大的特点，是没有关注鲁迅先生的深刻思想、学术功底、书法造诣，而是聚焦于他的生活琐碎、人际关系，以及他享受生活的方法、抚养孩子的技能，乃至他的忧伤、明媚、撒娇……一言以敝之，“写有异于那个传统认知里的鲁迅”。

　　和很多文人一样，鲁迅年轻时也是捉襟见肘，在南京读书时，只能穿夹裤过冬，靠吃辣椒抵御严寒，以至得了严重的胃病。穷困潦倒时自然无法讲究穿着，但手头宽裕时，他在穿着方面也依然如故。西装一度成为民国文人学者的主流衣着，鲁迅却一直穿着传统的长衫，这也让他经常碰到麻烦。一次去上海豪华的华懋饭店拜访史沫特莱，看门人上下打量后让他走后门，后门开电梯的伙计又让他走楼梯。同样的事还发生在他去太马路上的卡瑟酒店，当他走进电梯时，开电梯的伙计毫不客气地把他赶了出来：“你给我出去。”

　　在上海如此，在厦门同样未能幸免。当他在拿着厦门大学会计室的支票到市区银行取款时，工作人员问“这支票是你的吗?”并打电话到厦门大学核实。常人碰到这种情况恐会怒不可遏，但鲁迅“有趣”的一面显露无疑，他“抽一口烟，给他一个白眼，不理他。那人连问三遍，鲁迅又重复此前的动作。”这不是鲁迅在捉弄对方，也不是在鄙视对方，其实透出深谙国民心态的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无奈。

　　越是平常的细节，越能反映出一个人的品行，特别是对待金钱的态度。文人耻于谈钱，但事实上谁缺了钱都活不了。鲁迅非常明白“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鲁迅更清楚钱就是经济，“穷极，文是不能工的。”这种对“钱”坦然的心态，让鲁迅多了几份率真与坦诚。

　　1929年8月6日，青年木刻家陶元庆因患伤寒去世，鲁迅甚为悲痛，“付以钱三百”，并叮嘱陶元庆的好友许钦文“为陶元庆君买冢地”。值得一提的是，许钦文募款建墓总募款数不到350元，鲁迅独出300元，怜悯之心可见一斑。

　　鲁迅第一次见萧红和萧军，分别时特意交给他们一个信封，内装20元钱，说“这是你们需要的”。耿直的萧军说回去坐车没有零钱，鲁迅便又从口袋里拿些零钱给萧萧二人。

　　中共特科的吴奚如通过胡风向鲁迅借了30元钱，并写了借条，但鲁迅看也没看就放到了烟缸里。

　　1924年7月，鲁迅在西安讲学挣到一笔外快，感到很不安，便与同行的孙伏园各拿出50元捐给当地的剧社易谷社，剩余的则全部分赠西北大学的校工。

　　再铁血的男人，在自己心爱的女人面前，大抵都会流露出可爱而有趣的孩子气。鲁迅也不例外。而鲁迅的这种孩子气，让人感受到其身上的人间烟火味道。作者在书中专门撷取了鲁迅与许广平交往过程中“撒娇”的点滴。比如1926年9月30日夜，鲁迅写给许广平的信中，特意表白，“听讲的学生多起来，大概有许多是别的科的。女生共五人。我决定目不邪视，而且将永远如此，直到离开了厦门。”很多人心目中鲁迅是“横眉冷对千夫指”，可知道鲁迅也有儿女情长、“我愿撒娇广平兄”的一面。

　　《鲁迅：大先生。小日子》这本书十余万字的书篇幅不算很长，但作者能从历史深处打捞出鲁迅那么多有趣的生活细节，包括饮酒、抽烟、看电影、下馆子、搞收藏，等等，着实不易。不过，话说回来，鲁迅本就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只是被后人在某些方面过度关注和解读，而某些方面疏忽和误读，如此而已。作者想做和所做的，是还原一个性格鲜明、深刻峻冷、幽默有趣的鲁迅，让人们看到一个有趣而可爱的灵魂。从这点讲，作者显然做到了。